去年7月，Google宣布投入1.5亿美元，与哈佛、斯坦福、牛津、密执安4所大学的图书馆以及纽约公共图书馆合作，扫描藏书并建立网络查询系统，并最终将多达5000万册的图书放到网上建设一座“网络上的亚历山大图书馆”。法国国家图书馆馆长、著名历史学家让内伊立刻在《世界报》上将拉里·佩奇和谢尔盖·布林的这一构想斥之为英语帝国主义的又一轮侵略:
“Google提供的是令人目眩的数字——45亿页书籍。人们面对这一远大前景最初的反应，也许是纯粹的喜悦。但是我们需要看得更远些。某些巨大的问题同时产生了，除了表面上这种自由免费的资源共享与科技文明带来的令人目眩的好处，我们还发现了一种危险，美国在观念领域的压倒性统治，将对未来一代看待世界的方式产生严重影响。那些参与这个计划的图书馆，对于其他国家的文明当然是慷慨而开放的。然而，这一选择的标准将受到盎格鲁－撒克逊种族思想的剧烈影响，并因此影响到人类文明的多元化。”
欧洲国家对于美国文化集权的怨恨可以说由来已久，早在1901年，英国作家威廉斯·特德就在自己的巨著《世界的美国化》中,担心这个大西洋彼岸的邻居将利用自己庞大的经济实力把各种粗鄙的意识形态加诸于欧洲国家。为何偏偏是英语？抛开陈腐的经济决定论，剑桥大学语言学家吉拉尔德·祖克曼在他的论文《全球化时代的身份》中，认为以英语为载体的美国霸权其实是欧洲各国文化成果融会贯通，再不断将其反馈的结果，例如上世纪30年代好莱坞电影对于英国正统表演法的偏好，促使它早期的明星，从加里·格兰特，到凯瑟琳·赫本，都以纯正的英国口音与遵守剧本要求闻名。而到了1951年，当接受苏联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表演法的马龙·白兰度在《欲望号街车》里带着浓重的鼻音，含混地朗诵台词，并按照自己的理解诠释角色时，这种更适合电影表现风格的做派使好莱坞顺理成章地抛弃了莎士比亚所制订的金科玉律，并为一系列性格派演员的诞生奠定了基础。
“大众文化与跨国资本的力量重塑了全球的经济、地理，乃至意识形态的地图，比如一个印度沃尔玛员工的思想可能更类似于一个远在伦敦的白人同事。又或者我们提到中文的‘冰’时，时髦的中国都市白领可能想到的是以麻黄素为原料的毒品。但这一切也使美国为它的全球化付出了代价。”乔治城大学外交政策研究员约翰·布朗说：“在20世纪初期，英语只有两种变体，英式英语和美式英语，而现在英语本身已经成为一个庞杂的语族，不再是美式流行文化所独占的载体，这也使得美式英语丧失了它本身的创造灵感，非洲英语，印度英语乃至中国英语却成为重塑全球流行文化的新生力量。”
当任何一个亚文化族群大到一定规模的时候，登堂入室就成了它顺理成章的选择。从去年开始，百事可乐将自己“Ask for more”的广告词改变成了印度英语（Hinglish）味道浓厚的“yeh dil maange more”，而老对头可口可乐也不甘示弱，把自己的“生活理应如此”改成了“Life ho to aisi”，很有点周星驰“I服了you”的味道，这些恐怕都要归功于印度拥有的11亿人口。2003年，英籍印裔女导演古莲达·查达操刀《爱上贝克汉姆》，虽然影片的发行公司是20世纪福克斯，但影片的整套班子都是非好莱坞出身:主角是宝莱坞明星，摄影指导林良忠是李安低一班的同学，曾担任《推手》、《喜宴》和《饮食男女》的摄影，影片中充斥着“how is your banana？”等Hinglish调调的对话，但谁也不敢小看他们，宝莱坞电影的观众在2002年达到了3.6亿，已经接近好莱坞全球观众量的1/3。“在全球化背景下成长起来的印度年轻一代并不把英语当作令人敬畏、一成不变的母国语言，而是灵活多变的时髦交流工具，跟网络、移动电话一样。”古莲达·查达说。
今年1月底，埃米纳姆的新专辑《Encore》上市，短短3天就狂卖71万张，上世纪90年代“政治说唱”的灵魂人物Chuck D夸耀说hip-hop就是黑人的CNN，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成了美国青少年的语言和心理导师。《纽约客》专栏文化记者瑞贝卡·米德在《消费主义的反叛》中生动地描述了这些从东京到纽约，被称为“Gunero”，沉迷于hip-hop黑人街头文化的青少年。这些身份与意识截然分离的Y时代青年故意晒黑了脸蛋，留着黑人独特的地垄沟式发型，身着ESDJ、FUBU品牌滑板服饰，习惯将非洲式英语所特有的双重否定、吞音与俚语挂在嘴边。即便在语言完全不同的中国，许多滑板族孩子也会固执认为“Bad”的原意就是“棒极了”。从2004年春季开始，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人类学系正式开设了一门名为“城市流行语言”的课程，这门新兴人类语言学的研究对象是一直被中产阶级所不齿的黑人说唱音乐，课堂上学生们开始一本正经地听吹牛老爹——埃米纳姆与50分的饶舌。
比不断壮大的英语亚文化民族更打击传统英语文化霸权的，就是标榜信息民主的网络技术。根据美国哈佛大学世界语言研究所的统计，去年12月26日印度洋海啸发生后，在全球各种媒体上“海啸”这个名词大约出现了2700万次，是往年平均数字的8倍。由于频繁的报道，日文单词“tsunami”已经升级为这一地理灾难现象的全球通用术语，即变成了一个科技范畴的英语外来词，而长期使用的英语词组“tidal wave”被逐渐排除;本年度好莱坞热门电影《杯酒人生》，也使法语单词“黑皮诺葡萄“（Pinot）成为今年世界语言研究所统计出的最热门网络电影词汇。
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博士生乔·洛德在1996年发表了一篇名为《拒绝网络英语》的文章将网络英语称为“高附加值语言”，认为这种几乎可以与计算机程序语言相媲美的英语表达方式，本身没有任何领土与生物进化背景的网络英语，不仅使全球化进程得以加速完成，也可以使长期处于经济和文化劣势的后殖民地区和人群迅速获得平等。作为试验，2003年美国艺术与科学研究院在对2185组网络即时交流信息进行了研究，发现这些谈话的高度趋同性可以使交流者本身的种族与文化背景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并且平均每个句子的长度只有5.4个单词，22%的信息只包含一个单词或图像表情，各种缩略语被大量使用。似乎这一切都在证明半个世纪前诺·维纳就在他那本《控制论与社会》中所宣称的:一种语言形式如果由于自身有用和有生存价值而生存下来的话，那它一定是采取了一种接近最适当的信息分布形式。
网络英语是否就是未来乌托邦的基石？至少老数码朋克威廉·吉布森不这么看，他甚至端出了英国作家安东尼·伯吉斯著名的反乌托邦小说《发条橙》。在小说中，伯吉斯为亚历克斯等未来无节制消费社会中寻找自我的失落一代发明了“纳查奇语”这种混合了斯拉夫语、英语的未来派语言，以其无所不包的词根显示着后现代文化在迅速吸收了一切后无法精确定义它的能指的窘境。■
英语的中国市场
根据英国文化协会的统计，最近10年内，世界上有20亿人在学习英语，有30亿人能应用英语;非英语国家说英语的人数是英语国家的3倍;亚洲有3.5亿人能使用英语,是美国、英国和加拿大使用英语人数的总和;中国有近1亿的儿童在学习英语。
记者◎于萍
2月22日，英国《卫报》称，英财政大臣戈登·布朗在访问中国时说，过去5年里，英国教育输出量已经翻了一番。现在英语教学年输出利润高达100多亿英镑，占英国国内生产总值的1%和出口总额的4%。在未来20年里，中国说英语的人数将是全世界母语为英语的人数总和。布朗将庞大的中国英语教育市场称为“一个巨大的机会”。
北京新东方学校校长周成刚印证了戈登·布朗的观点，他曾经担任BBC亚太部记者和节目主持人，他说:“英国人已经把英语作为一个产业。他们通过留学、推销本国文化等各种方式来推销英语。英国这个国家各方面都在衰退，现在英语已经被当作救命稻草。中国又是个巨大市场，他们将英语推销到中国，进而宣扬自己的文化、历史。这方面美国就有文化霸权的优势，所以他们从来不刻意推销英语。英语之所以流行，与这门语言所代表的国家有关，这些国家强大、受人仰慕。我们为什么不学习埃塞俄比亚语？中国现在作为世界上发展最快的国家，汉语越来越受到世界的重视，中国人的渗透能力也无与伦比。国外任何一个国际大城市的中国城都在市中心，这些人形成自己的社区，无形中也传播着汉语。但汉语要在世界范围内的普及程度达到现在英语的水平，不是短期内可以实现的。”
中国英语学习热的起点，似乎可以追溯到1978年。这一年1月18日，《北京日报》上刊登了一篇文章，标题为《理论战线——以革命导师为榜样努力掌握外国语》，文末发出这样的号召:我们一定要胸怀大志，努力掌握外国语这个武器，为把我国建设成为伟大的社会主义强国贡献自己的力量。同年12月23日，《中国青年报》一篇纪念毛主席诞辰85周年的文章里出现了这样一个细节:毛主席到了晚年，工作繁忙，但仍抽空学习英语，一个单词也要读上十几遍。工作人员见他如此刻苦，就问，毛主席，您都这么大岁数了，为什么还要学习外语？毛主席亲切地告诉她，这是斗争的需要。这两篇报道可以看作是中国英语学习热兴起的前哨。1981年1月14日，国务院颁布了《关于自费出国留学的暂行规定》，出国留学之路被打通，当年首次托福考试，考生只有285人，两年后就涨到2500人，1985年达到8000人，1986年则涨到18000人。
中国推倡英语学校教育的发轫，始于1984年。当年英语以一门主科的地位入主高考;1987年9月，大学开始实行英语四级考试;1989年1月，大学英语六级考试实行。据北京大学英语系教研室主任林庆新副教授介绍，四六级考试的初衷是为考核大学英语教学提供一个统一标准，同时也反映了政府对英语学习的提倡。1986年，我国将职称评定与一定的外语水平联系起来。自此，科教文卫各行各业的专业技术人员参与评定职称，也必须通过外语水平测定。林庆新教授说，经过“文革”后近10年的酝酿，建国后的第一次英语学习热潮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兴起。
1993年，第一部反映出国热的电视剧《北京人在纽约》在国内热播，同一年，众多民间英语培训机构涌现——如李阳的“疯狂英语培训班”，以及日后影响颇广的新东方学校等。2001年北京申办奥运会，在中国代表团最后一次陈述报告中，北京市市长刘淇有这样一段话:“60万以上的志愿者随时准备投入到奥运会的所有工作中，我们的市民，无论老幼，正积极学习外语，以便各国来宾在北京都将受到来自本国语言的欢迎。我想告诉你们，我过去是学俄语的，但是现在正在和市民们一起学英语。”申奥成功后，全民英语热再度兴起。民间英语培训机构如雨后春笋，也成为识时务者的生财之道。据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英语中心、新浪外语、择校网联合发布的《2004年知名外语机构调查报告》透露:截止到2004年，英语培训机构总数不下5万家，国内英语培训的市场总值已达150亿元人民币。这背后是数量惊人的英语学习爱好者。以新东方学校为例，1994年接受新东方英语培训的是3558人，2004年培训人次达到75万。北京新东方学校校长周成刚说:“现代人活得极有目的性，英语热不过是‘需求’二字。”
2004年中国学术界与媒体出现过一场名为“汉语保卫战”的争论，有学者指出，“我们固有的汉语传统正在面临着种种怵目惊心的变化”，“汉语出现了失语现象”。2005年2月25日，教育部副部长袁贵仁在2005年度语言文字工作会议上说，对于重视外语学习和使用而忽略或削弱本国语言文字学习和使用的现象，要予以纠正。
对于英语风行对汉语的影响，北京大学英语系教研室主任林庆新副教授说:“语言是平等的，没有优劣之分。但语言的发展也是适者生存。英语的风行丰富了汉语词汇;英语本身也有发展规律，比如越来越直白，但其语言的大规律是不会变的。”林教授并不认为语言本身的特点会导致某种语言流行，更多的是来自语言背后的社会学原因。■
为什么是英语？
学者戴问天在《为什么是英语》一书中，试图解释英语在全球流行的原因。他认为原因有四:一、“日不落帝国”的兴起，帝国地跨全球，英语的使用范围也地跨全球;二、20世纪前英国世界第一大贸易国的地位，让其他国家在生意面前不得不学习英语;三、两次世界大战，尤其是二战，让美国成为“世界工厂”，输出军用物资的同时，也把英语运到世界各地;四、唱片、广播、电影、电视等公众传媒传播“美国生活方式”的同时，也传播着英语。
这些原因在中国历史上皆可找到对应。香港在被英国割占后就出现了教会学校，除了传教外还教授英语。这是延续至今的“英中学校”的萌芽;英国1664年就在广州开设了贸易站，当时辅助贸易交流的语言是“洋泾浜”，如今有些词沉淀下来，倒成了方言，比如上海话中的“盎赛”（on sale）。抗日战争时期，美军观察组给延安带去许多军用物资外，还带去了国外出版物与英语。据记载，美军观察组经常把从美国带去的最新影片放给八路军官兵看，像“米老鼠”等动画片当时还在延安引起关注。
美国《新闻周刊》在3月7日一篇名为《不是女王的英语》的文章中，再度对英语现象作出解释——现代科技的传播被放在助长英语传播的首位。根据英国文化协会的统计报告，世界80%的电子产品说明用英文撰写;66%的科技论文使用的文字是英语。在英国伦敦学习计算机的一位乌拉圭学生说:“英语对于计算机学习者异常重要，因为计算机语言使用的就是英语。”计算机的普及也给英语世界带来新的变种——微软英语（Microsoft English）。
《新闻周刊》认为，英语流行的另一原因是职业发展的需要。据英国文化协会专员大卫·格莱托说，一个世纪以前，只有外交官或CEO这样的精英人物才在工作中需要使用英语，现在情况则完全不同，全球化的需要，最普通的职员都要掌握英语。2003年，英国政府将国内全部呼叫中心业务转移到印度。印度一个英语培训学校的教师说:“英语意味着一门技术，只要掌握了这门技术，就可以获得呼叫中心的‘高薪’工作。”而布拉格一个英语培训中心的职员这样形容全球化与英语的关系:“世界的门打开了，外面的人对我们说‘Hello’。”
上述原因被认为是美国视角，但身边的事实告诉我们现实的需要正是英语流行的最重要原因。以出国为目的自不必说，语言的斗争在都德的小说《最后一课》中，作者通过帕麦尔之口说:一个民族即使被外国占领和奴役了，只要人们不忘记祖国的语言，他们就有复国的希望。但在语言学家眼中，这种流行的观点并没有语言学的证据，反驳的依据是，语言出现于史前，先于民族和国家而存在（颜治强：《世界英语概论》）。但捍卫民族语言的势力一直在行动。在印度，甘地早在1908年就发出警告:“给人们灌输英语知识，等于奴役他们。”上世纪60年代，孟买的《潮流周刊》一个讽刺专栏风行一时，该专栏尽可能地为印度英语张目，每篇的压卷语都是:“抵制英国英语。”近100年后，这种抵制英语的斗争仍在继续。
实际上英语本身在传播过程中也悄悄改变。《牛津英语大辞典补编》的主编罗伯特·伯菲尔德曾说过:“当在8世纪人们首次记录英语时，它已经有分裂的倾向。在未来的世纪里，它将继续分裂和再分裂，直至具有百面千相。英伦三岛和其他母语国家的英语口语已经够五花八门了，将来仍免不了进一步改变形态和风格。任何语言工程和语言立法都不能阻止将来的变化。”■
1600年间的英语
1968年，英国的殖民地南也门独立前夕，最后一任英国总督主持了一场晚宴，英国国防大臣丹尼斯·希利也参加了。末任总督在举起最后一杯鸡尾酒、米字旗即将在亚丁湾降下的时候，对希利说:“阁下您知道吗，我认为长远看来，大英帝国将仅仅因为两个东西而被人铭记。”希利当然有兴趣知道能够不朽的是哪两个东西。“足球，以及fuck off（滚开）这个词。”
英国人也该知足了:自公元5世纪英语被带到不列颠起，直到16世纪末17世纪初的世纪转折点上，世界上说英语的只有英格兰人、威尔士人和苏格兰人。时至今日，有4亿人以英语为母语，有2.5亿人以它为第二语言，有10亿人在学英语，到2050年世界上将有1/3的人口通晓英语。
公元5世纪中叶，盎格鲁、撒克逊和朱特等日耳曼民族侵入不列颠，他们的方言融合成了古英语，英语自此宣告诞生。公元9世纪英国又遭到斯堪的纳维亚人的大规模侵略，他们在英国许多地方定居，并且和英国人通婚。他们把自己的语言也带到了英语中。当代英语They are ill（他们病了）这样一句话的三个词全来自斯堪的纳维亚语。
公元1066年，诺曼人从法国北部侵入英国，占领了这个国家。诺曼人的语言是法语的一种方言。他们成为英国的统治阶级，他们的诺曼语也就成了英国政府、教会和学校的官方语言，上流社会都说法语、写法语，英语只为老百姓所用。在现代英语中，羊是sheep，而用mutton专指羊肉;猪是pig，而用pork专指猪肉;牛是cow，而用beef专指小牛肉，这都是诺曼人的入侵造成的结果。当时饲养猪、牛、羊的老百姓说的是英语，这些动物的英语名称沿用了下来。但他们所饲养的这些家畜却是供给说法语的诺曼人吃的，因而这些动物的肉的名称就借用了法语的，不然食肉的法国人听不懂。再者，如果没有诺曼人入侵英国这段历史，“英国人甚至只能做人（man）而做不了绅士（gentlman），因为gentle它来自法语”。很多法律术语也来自诺曼语，比如indict（起诉）、jury（陪审团）、verdict（裁决），因为诺曼人掌管着法庭。
多种语言融合而得的英语有语法简单、词汇量大两个显著特点。英语的句子结构简单、自然，合乎逻辑思维的自然顺序。希腊语和拉丁语都是比较死板的语言，有严格的规则，无法与时俱进。英语则比较开放。英语有80%的词是从其他语言借来的。古英语的词汇有5万到6万个，现代英语词典收的词条足有75万之多，大量的外来语丰富了英语词汇，使它成了世界上词汇量最大的语言，表达能力特别强。17世纪的英国诗人埃德蒙德·瓦勒写道:“追求不朽的诗人要让自己的诗作刻进大理石。我们写在沙上，而我们的语言生生不息。我们的诗作像潮水一样，不停流淌。”
加拿大约克大学的一位女教授在《心理学和衰老》杂志上发表文章说，懂或者使用两种语言能减缓大脑的衰老。“也许奥登的名言‘时间……敬畏语言’永远也无法得到证明。但是现在好像想反抗时间的人就要倚重它了。”要想防止老年痴呆，首选英语，因为它的语法简单容易入门，又因为它的词汇量大、一词多义，很难做到精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