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象征的意味

　　音乐艺术的一个基本特征即以声音的属性和声音的运动来象征所要表现的对象。比如，用较微弱的音响和平缓的旋律长音等象征平静、安宁。代表作品有德彪西《大海》第一乐章，以定音鼓的弱奏象征平静的大海;辛沪光《嘎达梅林》的引子则以提琴声部的旋律长音与中声部的固定音型结合，表现了宁静的草原。以音色象征人物或动物也是十分常用的手法。如小提琴协奏曲《梁山伯与祝英台》中“楼台会”一段，即以独奏小提琴象征女性的祝英台，以大提琴象征男性的梁山伯。这是因为女性的声音、性格较近于小提琴音色感觉，男性的声音、性格较近大提琴的音色感觉。同时，提琴音乐较柔和，适于象征人物特别是恋爱之中情感丰富的青年。在象征手段的运用中常常既注意到声音的属性又结合音乐的运动。如在交响童话《龟兔赛跑》中，以音色浑厚的大管及其节奏沉稳的旋律表现乌龟，以单簧管和灵活快速的旋律代表机敏的兔子，显得十分贴切生动。还有以音乐由弱到强象征车队、马队、人群等由远而近;反之则由近而远。如鲍罗丁的交响音乐画《在中亚细亚草原上》就用这种手法表现了商队的行进。另外，象征作为音乐表现手法自古就具有多样的应用和理论认识。

　　音乐象征意义的实现最终还在于声音的特有属性与人的情感的吻合与交融，亦即声音的特有属性与所表达的情感与情绪之间的固定联系，是人们基于自身的审美趣昧和审美倾向而自然形成的，或是由人赋予的。声音力度的变化具有很强的象征性，由弱到强或由强到弱的声音延宕，可以象征一场战斗的由起始而激烈，或是由惨烈而宁静，也可以象征队伍的由远及近或由近及远。声音力度的对比，可以象征风雨雷电等自然变化的动势，也可以象征人与入之间的关系。音色的变化也是声音象征性的重要表现手段。音色是人声与乐器在音响上的特色，主要由其谐音的多寡及各谐音的相对强度所决定。音色与人的情感及客观物象并没有必然的联系，但由于一定的音色在其品质上可能与人的某种感情相吻合，因而便可以发生内在联系，并拥有一定的象征意义。

　　3.想象的自由

　　音乐是最擅长于自由想象的艺术。音乐的这种特殊性，根源于音乐特殊的物质媒介和表现手段，它以乐音为材料作用于人的听觉，可以直接传达和表现音乐家的感情起伏、思绪变化，透人人心与主体合而为一。我国著名的唢呐独奏曲《百鸟朝凤》，以唢呐模拟布谷鸟、斑鸠、猫头鹰等各种鸟类的鸣叫声，富于浓厚的生活气息，通过万物生机勃勃、欣欣向荣的景象，表现欢快热烈的生活情趣和情感。贝多芬的《田园交响曲》中，有器乐模拟和描绘的雷声、雨声、风声和鸟鸣声，正是为了表现音乐家在生活中的感受，通过这种借景抒情或寓情于景的手法，来传达对于生活的情感体验，正如贝多芬自己对《田园交响曲》评价：“不是绘画，而是表达乡间的乐趣在人心里所引起的感受，因而是描写对农村生活的一些感觉。”

　　音乐能表达丰富的情感，但又具有不明确性。音乐表情的不明确性给欣赏者留下再创造的广阔天地，音乐比其他种类的艺术更能激发欣赏者的积极创造。在音乐欣赏时，音乐唤起听众在自己的经验中与这些富有情感的声音相联系的感受，产生出丰富生动的联想和想象，引起强烈的情感反应。白居易的《琵琶行》中描绘一位“琵琶女”的演奏，引起了他的强烈共鸣。他听的是“琵琶女”自叹身世的演奏，引起的是自己被贬谪遭遇的联想。他无需在音乐中去追寻“琵琶女”身世的究竟，而沿着音乐的情感指向去创造自己的情感世界。黑格尔指出：“声音系统固然和心情有联系而且和心情的精神运动协调一致，但是它所引起的只不过是一种朦胧的同情共鸣，……一般说来，我们听众的情感可以很容易越出这种内容意蕴中不明确的(朦胧的)内心因素，把我们主体内心情况摆进去，达到一种物我同一状态……”音乐形象的这种不确定性、多义性和朦胧性，既是它的局限，又是它的长处，它为听众的联想、想象和情感体验留下了更加广阔的自由空间，从而可以获得更加丰富隽永的审美感受。

　　尽管对音乐的想象依据的物质媒体材料——乐音不表现具体的概念和思想，但在音乐活动的某个地域和民族中，一定的乐音组织形式却可以经过长期实践，在人们的审美心理中形成相对应的或比较贴近的情感模式。艺术家和欣赏者的想象活动正是基于自身审美文化的特性，并受制于上述限定而展开的。即便如此，音乐家的想象空间和想象色彩仍是最为自由和丰富的，他的想象常常处在一种情感的世界，而不与客观世界的具体实物和概念直接对应。不同的人欣赏同一首乐曲，由于各自不同的生活经历、文化修养和审美趣味，也经常会形成欣赏主体自由建构的艺术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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