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院里的橱窗中贴出的今年的“保研生”（保送免试攻读研究生）的候选人名单，我不禁一震：从自己被“保研”那天起至今已经整整两年了。说实话，至今我都不能确定自己当初的这个决定究竟是对的还是错的。唯一能确定就是平淡的大学四年里只有“保研”的那段日子最令我难忘，在那将近一个月里，从开始的申请到最后的录取，我经历了迷惘、希望、焦虑、兴奋和落寞，其中的酸甜苦辣，我想，任何一个局外人都很难了解。
迷 惘
2004年六月之前，我是一所二流重点大学的外贸英语专业本科生，除了在学习上还有点天赋之外，其他的没什么可夸耀的。我一直坚信英语作为一个工具，本科毕业拿个专业八级证书就够了，因此，大三时开始我就开始自学国际法，准备大四时跨专业考研，我的目标是南京大学——一所曾经与我擦肩而过的百年高校。为了搜集资料，我不停地奔波于镇江和南京之间，给铁道部捐了不少银子，最多的时候，一个月里在镇江和南京之间来回十二趟——仅仅为了买一本南大国际法专业考研指定的一本书。为了这个美丽的梦想我废寝忘食，到大四上半学期，参考书上重点非重点我都背的滚瓜烂熟，让那些跟我一起复习考研的法学专业学生“恨”的直咬牙。然而九月底，我发现我再也看不进任何书了，这个时候正是背政治的最佳时机，我整天在通宵教室干熬着，眼睁睁地看着周围的考友“津津有味”地看着政治红宝书，自己连一个字都看不进去。没过几天，又传来消息说我非常想报的那个南大国际法导师调到复旦大学了，想改报复旦根本来不及了——参考书没一本是相同的。
那段时间，我很难过，真的是那种天塌下来的感觉。就在这时，班主任在班会上说学院开始选拔五个保研生，选上的可以直接免试上研究生，按照以往的惯例，都是保送到南京大学或者上海外国语大学，条件是上学前必须签合同留校任教至少五年，不过上学期间工资津贴照发。其实我早就知道有这个一个保送制度，我的成绩也基本满足要求，甚至很符合要求，但是我从来没动过这个念头，因为我根本不愿意当教师。我出生于一个教育世家，爷爷去世前是我们那个地方唯一一所重点中学的校长，他的教育生涯可以追溯到抗战时期苏北唯一的一所培养边区党员干部的学校的教导主任，奶奶也是解放前就开始奉献于教育事业了。继而，爸爸、叔叔、姑姑也纷纷加入了教师的行列。我出生在学校里，直到高中毕业才从教工大院里搬出来，每天面对的都是教师，对于教师，除了天生的亲切感外，更多的是排斥——我认为我的人生可以更刺激，而不是做一个甘于清贫的教师。但是如果能被学校保送上研究生，我就可以走进我梦寐以求的南京大学。到底是拼一个希望很渺茫的国际法研究生，还是争取一个希望很大的保送机会，上我不太喜欢的英语研究生，然后回来做一个我压根就没考虑过的高校教师呢？我陷入了深深的迷惘之中。以前学习《哈姆雷特》片断读到“to be or not not to be，that’s a question”时，我还和同桌嘲笑过哈姆雷特懦弱的性格，现在我算是真正体会到了这位忧郁王子的烦恼。家人的意思很明了，争取保研，继续家族的教育梦，再说教师的待遇也还不错，起码按照《教育法》的规定，教师的工资要比同级公务员工资高10%——尽管到现在工作一年多了，我还没弄明白为什么多了这10%，他们的工资还是比我们教师高很多。两天后，9月29号我向院办递交了言词生动的保研申请，别人顶多写了半页，表达个意思就好，而我则洋洋洒洒写了两页纸，弄得办公室的一位小王老师感动的几乎流泪。老实说，促使我最终下定决心交申请的还是在搬出学校教工大院后，父亲曾无意间跟我说他十分留恋住在学校的日子，喜欢那种安逸和与世无争的居住环境。父母亲一辈子没跟我提过什么要求，我就想，如果我能留在学校也许就能分到房子，到时就可以满足父亲的心愿了，现在想来，当时的想法真是很幼稚，且不说学校的房子都是副教授副科级干部住的，就算分到了房子，他们也不会愿意离开生活了四十年的老家。
希望 交完申请后，正赶上放国庆长假，我回了趟家，主要目的就是跟家里汇报一下保研的情况，商量下一步该怎么办。看得出来，父母亲知道我交了申请都如释重负，父亲还跟我进行了一次深刻的谈话，让我理智地思考将来是否会后悔这样一个决定，毕竟这跟我对未来的设想有很大的出入，完全是两条不同的路。看着父亲花白的双鬓，我坚定地表示无论将来怎样都不会后悔。国庆十天长假，本应该是焦急的等待，我却过的相当平静。我想好了，如果保研成功，我就老老实实地上学、教书；如果保不上，我就重新开始复习考研。
十月八号，我回到学校，刚下车就接到室友的电话，说院里的老师都在找我，看样子有急事。我立刻明白这肯定和保研的事有关，但还不能确定发生了什么事。我急忙赶到宿舍，把行李一放就跑到院办，申请保研的二十几个同学都在那儿，原来是开始首轮面试，确定参加笔试的名单，这次是从二十个人当中选出九个参加学校组织的笔试。但我来的太迟了，面试都结束了，我第一个想法就是这下完了，一切都成为了泡影，不过这样也好，我可以一心一意复习考研，继续做我的南大国际法硕士梦了。回来的路上，我想了很多，打算振奋精神，重新复习考研。夜里11点，主任给我打来了电话，通知我第二天参加补试，我很意外，激动地连话都说不出来了，一个劲儿地说谢谢，我很确定，这不是失而复得的激动，而是被院里对我的关心深深感动了。主任安慰我两句，嘱咐我这次别再忘了，挂了电话。保研成功后，我才知道书记和主任为了我这个补试的事，也交流了很久，考虑到我的优异成绩，才决定给我一次机会的。至今，我都忘不了书记和主任的这份恩情，对于他们，除了努力工作，我无以回报。
第二天早晨九点钟，我来到英语系办公室参加补试，主考官是我大学四年中最尊敬最崇拜的张老师，后来他成了我的导师，在生活和学习上给了我很大的帮助，此为后话。他对我的情况相当熟悉，知道我的目标是南京大学国际法硕士，因此见到我第一句话就是：“你真的决定要走这条路吗？你做好当老师的准备了吗？”我什么都没说，我知道这个选择辜负了好多人的期望，包括张老师。他很支持我考南大的国际法，在专业课复习的关键阶段，他甚至允许我上他的课时看法学的书。最令我感动的就是一次他的英美文学课上，因为他习惯用多媒体，同学早早就把窗帘拉上了，他看到我正在看《法理学》，就轻轻地说：“把窗帘拉开吧！好好看书。”他永远都不会知道，他的那句话让我感动的一节课都没法定下神来，我当时就想要是考不上南京大学，这辈子我就没脸见人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