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海越：“博士预备大国”背后的教育困境何在

　　“美国博士最多的三所学校是清华大学571人，北京大学507人，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427人；中国紧追而上的还有，复旦大学和中国科技大学(163人)，南京大学(155人)，南开大学(147人)，上海交通大学(144人)。”(9月8日《中国青年报》)

　　中青报的“中国已成为美国博士的头号培养国”一文，掀起了一片舆论哗然，声讨者有之，叹息者有者，鼓吹者亦有之。

　　而自教育改革三十年来，我国已形成了颇具规模的本科生、研究生、甚至博士生群体。我国成为“博士预备大国”这一代表性现象的背后，其实质是我国高等教育在推进深度改革与加速转型时出现的一种结构型现象。即高等教育正在“由数量型向质量型、由模仿型向创新型、由知识输入大国向知识输出强国”转变。

　　但是，问题在于，这样一个大的转型方向上，我国现阶段的高等教育的转型动力何在，有没有形成适应转型期所需要的“软件系统”，即新的教育理念、新的教育模式、强有力的国家政策支撑与法治保障、高校教师自身素质的提升。。。。。。

　　“扩招、就业、大学精神丧失”，一直是压在高等教育背上的三座大山。如果我们以后的教育改革只是在频繁地应付扩招与就业带来的巨大压力与种种问题，而采取短期或功利主义的方式，那么这些都不是真正的治本之策。

　　笔者认为，高等教育的转型动力在于，要真正树立一个国家的教育精神。这种教育精神就是整个高等教育“软件系统”的CPU。

　　这种教育精神可以开启新的教育理念与开发出新的教育模式，即以公民教育、人文教育、科学教育、创业教育为四维模式架构；其最终的理念指向是培养一个国家真正具有独立人格、自主意识、独立思考的公民。因为一个国家的教育精神最终关注的是这个国家“人”的精神，而正是现代教育理念的核心。

　　笔者认为，只要我们找到了我国的真正的教育精神，并且这种教育精神得到了国民的认同，特别是广大受教育者的赞同与支持，那么我们就获得了教育改革的真正动力，同时以最广泛的社会参与凝聚改革的共识与智慧，那么，那些看似有巨大压力的问题则会在政府、社会、受教育者三者之间的充分互动中而得到恰当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