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评：亲历恢复研究生教育30年感想思考

　　研究生培养出现本科化倾向，堪忧！

　　我之所忧，是近年在研究生实现规模化培养的同时，研究生培养方式的“本科化”倾向日益严重，研究生培养理念出现“快餐化”倾向。

　　我1979年开始在南开大学历史学系师从著名史学家郑天挺先生，攻读明清史专业。回想当时的研究生招生和培养，有许多方面与现在不尽相同：

　　那时候每个导师招收的研究生数量很少，他们把全部精力集中在培养为数不多的几名研究生身上。和当下的研究生培养相比较，可以说，那时的导师们是把硕士研究生作为当下的博士研究生来培养教育的，甚至比现在我们很多博导培养博士研究生还要精致一些。

　　当时的师生互动较多，导师对培养研究生尽心尽力，倾注全部心血。我读研究生时，郑天挺先生是南开大学副校长兼明清研究室主任。研究室的所有学术活动，他都要通知我们参加，所以我们与研究室的老师们都建立了很好的私人关系。郑先生要求我们把每周所读书目，写在一张卡片上，放在明清研究室为我们每人指定的一个卡片盒子里，随时备先生了解和检查，同时还规定我们每两周一次，在固定时间一起到先生家里去，由先生为我们答疑解惑，指点迷津。

　　当时的毕业论文的评审与答辩十分严格。硕士论文的评审与答辩都是请国内顶级专家。这在当下的硕士论文评审与答辩中，是不可想象的。而且我在硕士论文答辩时，学校明清研究室的老师们都出席旁听，这种情况在当下也是不大可能出现的。

　　我毕业后被分配到南开大学社会学系任教，1991开始指导硕士研究生，当时每位导师每年只指导一名研究生。我给他们上课，师生十余人一起研究学术，师生之间互动很多，研讨课上，每人都有报告研究心得的机会。每门课程将结束时，我总要请所有研究生到我家吃饭，在饭桌上师生谈学术，论人生，3年时间，师生之间打成一片。

　　又过了10年，到2000年我开始指导博士生时，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社会学系每年招收硕士研究生30多名，一个学期下来，导师除自己直接指导的学生外，对其他学生，不一定叫得上名字。我请所有硕士生到家里吃饭的传统也被迫取消了。学生轮流发表研究心得的上课方式也不好用了，给研究生上课变得与给本科生上课相差无几。我一人指导的在校博士生和硕士生达15名以上，要用过去的方法来指导如此众多的研究生，明显觉得力不从心。研究生扩招之后，国家和学校交给我们的任务太多太重了，这使得研究生授课方式、师生互动频度与质量不得不随之有所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