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NOTE：Charlemagne 查理曼大帝(742-814)时期为法兰克王, 800-814为西罗马帝国皇帝)是罗马帝国灭亡后西欧第一个帝国的创始人。寓意欧洲的再次复兴和统一，这在欧洲一体化进程中就可见一斑。

　　那些持唯物论的法国人考虑即将到来的公民投票引起的“崇高问题”时，怎么竟敢对失业和其他生计(面包黄油)问题忧心忡忡?这就是被激怒了的欧盟布鲁塞尔总部看到法国人的争论时所发出的疑问。欧盟官员抱怨说，法国选区好像忽略了正在讨论的问题—而且无论如何，失业与欧盟定义文件有什么关系?

　　事实上，对于法国人和其他欧洲人来说，在议会选举投票时表达对经济的怨气并非不合情理。在过去的十多年里，欧盟签署的方案都是经济方面的：尤其是1992年单一市场启动和1999年实行单一货币。每一个方案都以其经济利益为卖点。而且，欧元区12国平均失业率差不多达到9%，同时经济增长缓慢。如果政客们从布鲁塞尔(欧盟总部)寻求帮助、促进实现其最新精彩理念，如今得到相当冷漠的对待也并非很令人惊讶。

　　布鲁塞尔(欧盟总部)对经济政策提出批评意见可能不足为奇—然而这公平吗?经济学家们猜测，单一市场已经提高了经济增长，尽管比承诺的幅度要小。欧元也促进了贸易和价格透明度—这也同样是一个巨大而实用的福利。可是同样真实的是：单一货币在启动以前所引起的很多问题仍必须得到满意的答复。

　　当货币贬值不再可供选择，缺乏生产能力的经济如何才能应对欧元区的竞争?如此各异的经济体，却适用单一利率，会不会造成问题呢?在缺乏对各国国内预算有效控制的前提下，欧洲能否拥有单一货币?同时，如果没有政治同盟在背后支持，货币同盟能否最终得以确立?

　　意大利经济产生的麻烦使得第一个问题陷入严峻。由于德国企业在控制工资及推动生产能力方面已非常有效，自从1999年诞生了单一货币，意大利劳动力成本相对于德国陡增了大约20%。德国出口稳步增长的同时，意大利则步履维艰—意大利经济也是欧元区发展最慢的一个大国。如果意大利拥有其自主货币，那么贬值就是个恢复竞争力的方式，至少暂时可以。可是在一个货币同盟中，这是不可能的。欧盟的决策者们十分担忧。

　　欧盟经济理事会高级官员克劳斯·雷格林在上周欧盟布鲁塞尔经济论坛上的一次讲话中评论道：“意大利经济失去竞争力并非同时预示该国的经济前景就是如此。”听众们等待着这样的官方评论之后通常会出现的安慰性的乐观平衡的句子—不过这次却一直也没有出现。有些欧盟经济学家认为，现在只有一次痛苦的倒退—包括破产和名义工资削减—才能恢复意大利的经济竞争力。同样，他们还指出意大利并不是欧元区唯一遭受竞争力增长问题的国家。西班牙、葡萄牙、希腊、甚至欧洲成功的典范—爱尔兰，都面临类似的挑战。

　　然而如果意大利正在遭受竞争能力衰退问题，那么德国为什么并没有高速发展呢?瑞格林先生在讲话中暗示说，这也可能与欧元导致的不恰当的政策有些关系。他说，德国强劲的出口已被停滞不前的国内需求抵消了。他还补充道：“在一个货币同盟中不可避免地会出现这样的情形：平均消耗与价格较低的国家会经受相对较高的实际利率。”换句话说：当德国需要降低利率来刺激内需时，由于欧元区总体利率统一而无法实现。更糟糕的是，德国现在可能被一个惯例所困，按照瑞格林先生的解释，是由于“低增长预期...积习难改。”

　　欧盟委员会对于欧元区实行固定汇率和单一利率产生的副作用无能为力—各国都被单一货币粘在了一起。可是说到控制预算赤字，欧盟委员会坚决要自己维持。意大利又一次成了靶子。因为意大利再三突破了欧盟国家限定的3%的政府赤字限额，欧盟委员会打算启动一项“超额赤字程序”来应对意大利(和葡萄牙)当权者。欧洲共同市场认为其信誉度已危在旦夕。德国和法国强调应重新设定欧盟管理政府赤字的规则，两国都以此来规避欧盟委员会的制裁行动。很多分析人士得出结论：新规则毫无用处。欧洲央行权威人物说欧盟显示出其仍然能够加强预算管理对于欧洲单一货币的未来至关重要。

　　欧盟委员会是否会赢得这场意大利判例还远非清晰可见。在看到法德两国逃避制裁以后，意大利人可能很难有合作的迹象—而且由于意大利总理贝卢斯科尼正在不顾一切利用完成减税计划来谋求连任，各方面就更加显得如此了。推动各国政府预算管理制度上遇到的困难说明了为什么有人总是认为货币同盟必须是在政治同盟之后建立。法国前财政部长史特劳斯卡恩在启动欧元上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上周布鲁塞尔论坛上他说，不应该认为单一货币的建立是只进不退的。他认为，如果欧洲不能更进一步的形成政治同盟，那么欧盟成员国间政治上的紧张达到一定程度时，其对欧元未来的威胁总有一天会到来。对史特劳斯卡恩先生来说，不幸的是，其本国选民可能很快就会向建立政治同盟的最热情的鼓吹者们发出“会使生活困难、且放慢脚步”的讯息。之后货币同盟会遇到什么情形可能是这些人必须面对的下一个大问题。

　　17、如今，各行各业都纷纷在失去了幸运的眷顾;然而，像制药行业那样衰退得如此久远、迅速、而且广泛的行业还是很少见。仅仅在五年之前，大公司还以生产出伟哥那样让人兴奋的新药和更令人难以置信的收入增长而声名远扬。

　　现在，在许多人看来，制药公司是在牟取暴利而非赚取利润。他们花费数十亿用于研发，仅仅提供了太多雷同而非真正的新药，为此，公司常遭到惩罚。人们指责那些花在营销上，尤其是花在美国电视直销广告上的大笔钱是在贿赂医生、通过花哨的宣传来增加需求，而不是凭借正当的医疗需要或是产品优势。有些公司为避开来自普通药品生产商通过专利诉讼形成的低成本竞争而不断努力，这却使他们被指控为增加了富国的药物支出，也剥夺了贫穷国家数以百万计的救命药品。风险摧毁了对美好未来的承诺，大多数药品大公司的股票如今在市场上折价交易。

　　可以肯定的是，制药公司遭到批评不仅因为他们比其它部门更能获利，而是由于他们居然在医药这一领域都要盈利，这笔钱让人心存不安。而且，不仅制药公司盈利了，显而易见：在美国，日益上升的医疗成本很大程度上都归因于暴涨的药物保险等保险费，而药品却成了最明显的递增支出，而这部分支出至少在某种程度上要由消费者直接承担。公司受困于股东和消费者之间，前者害怕药价下跌，后者则抱怨药价上涨。

　　大公司现在承受的痛苦毫无疑问是他们自己造成的。他们很难意识到发展中国家由于难以得到救命的药物而危机四伏。其余很多问题的公关也同样相当笨拙，同时，他们给投资者的承诺也早已经忘到了九霄云外。

　　然而，现在生产新药比以往更复杂、更昂贵、更具风险，许多公司现在要面临一两年罕有新药面世的局面，这的确也是事实。比如，利用人类基因组发现有希望的新疗法这项科学工作已被证明比许多人预计要难得多，而先前承诺的新药大批面世可能是多年以后的事了。

　　当前制药公司面对的压力催生了一项早该进行的调查，调查他们是如何组织研发，如何削减研发的时间和资金成本、并最终增加产量。世界第二大制药公司GlaxoSmithKline，本周已经显示出这种彻底的改造开始奏效的先兆。药品公司所要做的最后一步是通过和已有疗法相比的可观好处来证明其所生产的药物是值得涨价的。

　　18、和士兵们一样，学生要吃饱肚子才能正常学习。一个营养全面的孩子往往更有可能会成为一个勤奋认真的孩子。不过，食品被认为是一项可以削减的成本，而不是良好的学校教育的组成部分。这种状况现在可能在渐渐改变：由于政府担心孩子中愈演愈烈的肥胖问题而要求每个人都少吃点盐、脂肪和糖，多吃些水果和蔬菜，多数学校餐饮的量少和不卫生问题已凸现出来。但是资金限制以及公共部门合同条款使得进展缓慢。

　　从80年代开始削减成本起，质量也随着食品预算的减少而下降。越来越多的孩子选择了自带午饭、以快餐代替正餐或者干脆就不吃午饭。如今，打算在学校就餐的小学生中只有一半真的在学校吃。因为人数减少，固定费用就更难以承担，营养构成方面也就压力更大了。根据业界领先的公共餐饮公司Compass的Paul Kelly所说，在一份价值₤1.20-1.30(合$2.30-2.50)的典型小学生午饭中，劳动力成本占55便士，设备占5便士，管理费用约15便士，而利润为8便士。这就给营养成分仅仅剩下40便士。相反，同样是营养构成部分，监狱花在每个成年人身上是60便士。顶尖的私立初中The Dragon School in Oxford平均每个孩子身上花费75便士，而医院为每个人的花费是90便士。

　　最容易让更多孩子走进学校食堂的办法是提供快餐，像薯片和比萨等—然而这与改善营养是相悖的。既可口又有益身体健康的往往要更贵一些。一个捷径可能是削减劳动力成本—不过这看来是不太可能的，因为政府指令要求私有机构中的工人必须与其在公共部门可能享有的条件一致。

　　所有这些对经营者来说丝毫没有乐趣可言，他们的利润被无限压榨。Compass及另一个立足于营养控制的集团公司Rentokil Initial都抱怨说发现私立学校的生意没什么吸引力。主要服务于国立医院和私立学校的高档餐饮企业Avenance的Pollard先生说，“我们已经决定不涉入这一市场，我们不可能以42便士给孩子的餐盘里提供合适的食物。政府已经在医院食品问题上有所成就，不过在学校方面仍需加强。”

　　一些地方权威机构也逐渐厌倦了。Essex郡议会已经对其管辖的600所学校发放直接餐饮补贴费用。这对有些学校来说的确是个好消息—主要是大型学校，或那些为了利于交易协商有能力形成联合体的学校。不过对地处偏远、一向从旧体制下的交叉补贴中受益的小学校来说却是坏消息。其中约有75个已经放弃提供热餐。

　　地方当局餐饮协会的Neil Porter称这并不仅仅是钱的问题，学校膳食只占一个孩子年食物摄入的15%。他说，指望学校膳食能带来更好的营养水平是不现实的。他还说，“孩子们生活在一个加工食品的文化之中，其至少两代家长都不会烹饪，而且家长本身都对一些食物很不熟悉。孩子中的绝大多数不会在学校吃他们不认识的东西，也不在校外吃。”

　　19、提到种族和教育问题，白人们都会有些紧张，不过如果是一个黑人提起这个话题，白人们就会滔滔不绝。英国种族平等委员会主席 Trevor Phillips 一提到黑人男孩子在学校表现的特殊问题、并认为将他们和其他学生分开教育兴许是个好主意时，就有一连串的意见和建议。其中有的赞成，有的持批评态度，不过没人质疑问题的起因。个个都承认黑人男孩子是个问题。

　　从表面来看， Mr Phillips 好像是对的。仅有27% 的非洲--加勒比裔男孩在16 岁孩子参加的 GCSE 考试中得了A到C的成绩，相比之下，男孩整体上是47% ，而非洲 - 加勒比裔女孩则是44% 。由于在某些科目中，得分低于50%的人会得C，学校里达不到这一程度的学生就更是微乎其微了。

　　Mr Phillips 建议黑人男孩应当单独接受教育意味着种族和性别决定了他们智商低。当然，男生在学校里确实是处在下峰，所有种族都是如此：全部女孩中有57%得到了5个A到C的分数，而男孩则只有47% 。然而问题的根源是否在于黑人孩子，就不是很清楚了。

　　就孩子们整体而言，非洲--加勒比裔的确表现不佳，可是他们也同样相对贫穷。因此深入了解是否真的是种族、而不是贫穷，才是考虑经济地位所必须掌握的。由于英国教育统计方面的局限性，唯一的办法就是把享用学校免费膳食孩子的考试成绩区分出来：只有穷人能得到免费食物。

　　穷人孩子的成绩说明了一个更加不同一般的问题。非洲 - 加勒比裔孩子仍然非常糟糕，不过白人却排在最后，所有少数族裔都比白人表现好。即使是相当缺衣少食的孟加拉裔，在考试中也比本土白人好两倍;印度裔和华裔就更好了。而且表现不佳的白人的绝对数字也远远超过非洲--加勒比裔：去年， 131,393 个白人男孩子没能达到政府规定的标准，非洲--加勒比裔则只有 3,151 个。

　　这些数字说明，至少在学校，黑人的问题在于贫穷，而不是种族;而且还打破了单独教育黑人男孩子的观念，因为如果贫穷的白人比贫穷的黑人表现差，就不会为挑出黑人孩子特殊对待而广为争议了：白人孩子正是因为表现糟糕而需要帮助。

　　很好的想法

　　然而，这并不是一则人人都愿意听的消息。很多白人都认为这个对黑人有根本性错误的认识很令人欣慰：深刻证实了一些固有的偏见，并且让他们更加心安理得地认为一个诸多社会问题的复杂整体(起源于学校里孩子们表现不佳，但延续下来导致失业、毒品成瘾及犯罪等)和他们毫无关系。

　　种族关系部门也对以种族划分来解释教育中的成绩不好问题颇有兴趣。一个由委员会、机构及专门工作组组成的救急机构已经建立起来了，前提是种族差异是社会问题的基本原因。如果这是错的，那么所有那些知名人士们还不如卷起铺盖、回家算了。

　　试图将教育成果不佳推卸为种族问题可能是既令人欣慰又让人感到便捷，不过也同样很危险，因为这将人们的视线从真正的问题转移开来 — 学校系统放弃了穷人。那就既不是黑人的问题、也不是白人的问题：而是一个英国的问题。

　　20、进化给了人类感觉敏锐的听觉和平衡系统 — 内耳。但这种灵敏的感觉实在得来不易，因为内耳也是最易受到损伤的感官系统。差不多每 1000 个孩子中就有 1 个是先天的深度耳聋，如果你有幸能活到 80 岁，那么你就有 50% 的可能会在不借助助听器时很难进行正常的谈话。

　　通常认为原因是特殊感觉器官毛细胞受到了损伤。毛细胞得名于其像头发丝儿一样的纤毛，这些纤毛起到的作用就像是传感器。它们将声音的振动转化为神经系统可以感知的电波。然而纤毛也是很脆弱的。机器轰鸣和高声音响等噪声喧哗就能轻易将其破坏。某些传染病，比如脑膜炎，也会损伤毛细胞。同样，有些抗生素也会伤害毛细胞。目前，这种损伤还是不可治愈的。不过，如果密执安大学的 Yehoash Raphael 和他的同事们能够成功，这种情况就不会持续太久了。

　　在过去的二十年里，耳部研究需要的许多基因都得到了发现。其中最重要的之一称作 Math1 。可是它仅仅在晶胚中才具有活性。因此 Dr Raphael 想知道是否可以给成年个体移植，并由此再生出新的纤毛细胞。

　　这里所讨论的成年个体是指豚鼠 — 字面意义和引申含义都是如此。(除了口语通俗说法以外，实验所用啮齿类动物往往是小鼠或大鼠。)给它们施加抗生素来杀死毛细胞，使其完全耳聋。四天以后，另一只不聋的耳朵也被一种腺病毒所感染(引起感冒的一种病毒)。受感染老鼠中一半携带有植入 Math1 基因的病毒。一半携带有植入虚拟 DNA 序列的病毒。寄希望于 Math1 基因能够在受感染的细胞中存活，产生纤毛，进而成为毛细胞。真的起作用了。据 Dr Raphael 在 Nature Medicine 上的报告， 8 周以后，携带 Math1 腺病毒的动物再生了毛细胞并且恢复了听力。

　　老鼠们的听力并没有完全恢复。尽管它们能察觉到 40~50 分贝范围内的声音 — 接近于正常谈话的音量 —Dr Raphael 还是怀疑老鼠们听到的声音有些失真。因为治疗仅仅引起了称为内耳毛细胞的细胞群的再生长。这些只是决定听觉的开始。第二个细胞群，外耳细胞群并没有再现。外耳细胞司职放大声音并调节声音的质量。 Dr Raphael 怀疑还有另一个基因需要加入病毒包来刺激外耳细胞的再生。

　　同时，在马里兰大学， Hinrich Staecher 也作着类似的实验，旨在恢复小鼠的平衡感。他在这些尚在整理出版的试验中，使用了一种抗生素注射剂来破坏保持平衡的毛细胞。(这些细胞通过探测充满内耳道的液体的移动来发挥功能。) 48 小时以后，他给老鼠们注射含有 Math1 基因的腺病毒。经过 1 个月的注射，老鼠竟重新有了平衡感。

　　两组研究人员都认为这是治疗内耳疾病新尝试的一个开端。 Dr Staecker 预言首例用于人类失去平衡感的 Math1 基因疗法试验即将进行。如果奏效了，毛细胞再生治疗耳聋可能随之而来。当然，道路还是漫长而曲折的。任何类型的实验可能都要有 5 年之遥。但是看来好像科学在恢复毛细胞使耳朵返老还童方面比起其对头上的头发所做的努力要更加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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