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考研时政热点专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和谐社会就是以人为本的社会。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这些特征都体现着党的以人为本执政理念，其共同点就是“人”，全体人民各尽其能、各得其所，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和谐相处。

　　构建和谐社会，坚持以人为本的内涵和要求是什么？胡锦涛总书记明确指出：“坚持以人为本，就是要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谋发展、促发展，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权益，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总体布局，已经由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三位一体，发展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

　　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四位一体。这是我们党对科学社会主义认识的一个重大推进。

　　回顾这几年中央构建和谐社会的重大举措，都贯穿了以人为本的理念和精神，带有强烈的以人为本色彩。

　　2004年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对宪法作了修改，历史性地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作为一款写入。其他条款的修正，多处涉及公民基本权益的保护。特别是对私有财产保护问题，宪法明确提出：“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

　　而在指导今后五年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纲领性文件——“十一五”规划编制中，最大的首创、最本质的突破，就是把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作为统领规划编制的一条红线，在规划编制的出发点上，从偏重于物质财富增长，转向更加重视人的发展，把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作为发展战略的核心问题。

　　从免征农业税，到实施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从采取措施解决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到出台《国务院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从修改《婚姻登记条例》简化婚姻登记手续，到出台突出保护信访人合法权益的新信访条例，这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政策措施无不一一紧扣以人为本的理念。

　　各地都把以人为本的理念作为构建和谐社会发展蓝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浙江省目前有农民工1200万人，占到全省4700万常驻人口总数的近1/4。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说，要“以建设和谐社会的理念，稳步推进农民工问题的更好解决”。在解决农民工问题上，要让“农者有其地、来者有其尊、劳者有其得、工者有其居、孤者有其养、优者有其荣、力者有其乐、外者有其归”。

　　湖南省在谋划促进经济较快发展与社会和谐进步的同时，注重在方方面面给老百姓的生活带来实惠，特别强调要努力实现“少有所学、创有所用、乐有所至、病有所医、困有所济、劳有其岗”。

　　江苏省则把“富民优先”作为自己的发展思路。省委书记李源潮说，把“富民”置于“强省”之首，不仅仅是一个词序的调整，更标志着江苏在发展指导思想上的一个重大转变。“穷生斗，富生安”，不发展、慢发展无以安居乐业，不全面、不协调难有社会和谐。

　　在以人为本思想的指引下，构建和谐社会正在逐步成为全体社会成员共同的理念，推动着经济社会迅猛发展。

　　高扬民主法治旗帜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然是民主法治社会。民主法治既是和谐社会的一个重要标志，又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因素和手段。

　　法治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保障，是解决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和谐的有效手段。在加快发展中，我们加快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立法速度，加大了用法治调整不公平社会现象的力度，在处理社会各种关系、调整社会各种利益、解决纷繁复杂的社会矛盾方面迈出了新步伐。

　　用和谐社会理念促进立法工作。立法不仅重视调节经济生活的平衡，也开始关注理顺社会关系的平衡，更注重贴近百姓生活，并对以往有悖于“社会和谐”的法律、法规、政策予以调整。如制定和修订《个人所得税法》、《物权法》、《公司法》、《劳动合同法》、《义务教育法》等。在法律制定过程中，引导民众有序参与，“开门立法”。今年3月20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向社会全文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草案)，向社会广泛征求意见，不到一个月时间，收到14万多条修改意见。前不久，广州市公布了《广州市规章制定公众参与办法》，这是全国首部规范公众参与行政立法工作的地方规章。

　　司法体制改革进一步强化公正和保障人的权利。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35项改革任务全部启动，在保障人权、降低司法服务门槛及加强监督等方面取得了重要进展。死刑核准制度和司法鉴定体制改革，解决“打官司难”、“执行难”问题的措施，以及加大法律援助和司法救助等，都明确表达着保障人的权利这一理念。

　　建立依法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的长效机制。2005年全国公安部门的开门大接访，做到了“人人受到局长接待，件件都要依法处理”。修改后的《信访条例》在保障公民的申诉权利和检举权利，强化政府信访工作的责任方面迈出了新步伐。保一方平安成为各级政府重要工作。山东省将“平安山东”建设纳入了决策目标、执行责任、监督考核三个体系之中。河南省坚持“警力下沉，财力倾斜”，加强公安基层基础建设，使命案攻坚、社会治安等多项指标名列全国前茅。

　　帮助百姓、特别是困难群体更公平地享受到司法资源。最高人民法院颁布新规，扩大对经济确有困难的当事人予以司法救助的范围，“五保户”、残疾人、下岗职工、农民工、见义勇为者等14种情形被纳入其中。司法部门加大了法律援助和司法救助工作力度，解决困难群众打官司难的问题。2005年全国有43万困难群众得到了法律援助，比2004年增长了48%。各地拨付法律援助经费2.6亿多元，中央财政还首次拨付5000万元专项资金支持贫困地区开展法律援助工作。

　　民主与法治相互依赖，密不可分。如果说法治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钢筋”，那么发展社会主义民主，保证人民依法行使民主权利，就是构建和谐社会的“水泥”。民主和法治的有机融合，铸就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坚强基石。

　　2005年10月19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白皮书，这是中国政府首次集中发表关于民主政治建设的政府文告。以发展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的发展，是中国共产党民主执政的重要内容。修订后的《中国共产党党员权利保障条例》，让党员行使民主权利进一步制度化、规范化。

　　在中央政府带动下，基层政府关于民主表达制度的创新层出不穷。从2006年7月到2007年12月，县乡两级人大将进行换届选举，一次社会主义民主最广泛、最深刻的实践已拉开序幕。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已经制定或修订了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实施办法或村委会选举办法，村民自治的民主化进程向前迈进。重庆开县麻柳乡由乱到治，政通人和，连续5年零上访，创造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理财的“八步工作法”被称作“麻柳现象”。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在广泛动员和组织人民群众开展基层民主实践上阔步前进。

　　致力于改善民生

　　历史和现实告诉我们：民生之本不固，和谐社会大厦就无从建起。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关键，就是胡锦涛总书记反复强调的“高度重视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让人民群众不断得到看得见、摸得着的实际利益”。

　　收入分配失衡，贫富差距扩大，是构建和谐社会最直接的障碍。今年5月26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强调要“着力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有效调节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解决低收入者收入水平低、收入增长速度过慢，是当务之急。各地陆续提高了农民工的最低工资标准、企业离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标准和城市最低生活保障水平。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是实现社会和谐的治本之策。有关部门正在制定《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意见》，进一步规范收入分配制度。和谐社会不能让出生、地域、行业、特权等因素支配社会分配。部分垄断行业高工资、高福利的现象引起社会广泛关注，《反垄断法》已经加快立法进程。针对因非法致富而引起的不公平问题，政府正在通过法律手段，对违法者进行严厉打击和惩处。

　　关注民生，增加公共产品供给，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改善经济困难地区的落后面貌，促进区域、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既是公共财政的目标，更是构建和谐社会的要求。

　　完善的社会保障网络，是保持社会稳定和实现社会和谐的“托底”机制。目前，我国已经建立了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失业保险和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等“三条保障线”。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覆盖全部城镇人口，2005年领取低保金的有997万个家庭2232.8万人，基本实现了“应保尽保”。针对人口老龄化的国情，养老保险覆盖范围从国有、集体企业职工向多种所有制从业人员扩展，参保人数逐年以6%以上的速度增加。到2006年3月底，全国参加基本养老保险人数已达1.76亿人。江西省在经济发展的同时，将新增财政收入向困难群体倾斜，为他们构建社会保障平台。今年上半年，江西省的财政收入同比增长25.5%，社会保障救助投入同比增长了45.1%，100多万农村低保户今后每年可以领到人均840元到960元不等的低保金。

　　完善的健康保障制度可以均衡不同社会成员的疾病风险负担，保障每个成员的生存权利和发展权利。2005年中央财政安排资金5.42亿元，用于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试点补助。到2008年，新型合作医疗制度和医疗救助制度将在全国农村基本建立。不少省市正在尝试加大医疗保险覆盖范围。为保障外来从业人员权益，上海市出台了综合保险政策，保险缴费只相当于城保的1/4，并且都是用工单位交纳。河南省出台了农民工参加医疗保险新政策，用人单位若不给农民工办理医保，农民工的医疗费用将由单位“买单”。

　　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起点和核心环节。群众普遍反映“上学难、上学贵”，教育资源的分布是“富优贫劣、东‘肉’西‘汤’、城足乡缺、公霸民弱”。备受病诟的“择校费”，使平等受教育的权利和机会沦为家长间权力和金钱的竞争手段。新修订的《义务教育法》明确规定，义务教育免收学杂费，义务教育经费受法律保护，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任何部门违法都要被问责。中国教育发展的重点在农村。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有望完善，未来5年中央与地方各级财政累计将新增农村义务教育经费2182亿元，我国农村义务教育的面貌将发生根本性变化。

　　“房价很高，口袋里钱少；贵的房子很多，便宜房子太少；年轻时好办，老了怎么办？”住房问题已超越经济范畴成为一个社会问题。解决中低收入人群的住房问题直接关系到建设和谐社会的目标能否实现，中央政治局专门召开会议研究相关政策。今年5月，国务院出台六项措施调控房地产业，控制住房供应结构，稳定地产价格。一批涉及房地产市场的腐败案子陆续受到查处，“贪官—地产商—银行”这个构成高房价的利益“铁三角”将受重创。

　　与自然和谐相处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这是古人对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艺术写照。人与自然的和谐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基础和目标追求。

　　进入新世纪，党中央审时度势，提出“加快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加强环境保护，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被提升到关系民族生存和可持续发展的新高度。一系列政策法规陆续出台，一系列环保行动集中展开。环保工作由重点带动进入全面推进、重点突破的历史性转变阶段，成为我国环保史上又一个里程碑。

　　第一次提出约束性指标。“十一五”规划与历次五年计划相比，减少了许多数字指标，唯独把GDP、能耗和污染物排放的百分比并列提出：到201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源消耗比“十五”期末降低20%左右；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减少10%；森林覆盖率由18.2%提高到20%。这些“约束性指标”是政府必须完成的“硬指标”。

　　第一次提出“三个转变”。在今年召开的第六次全国环境保护大会上，温家宝总理提出：一是从重经济增长轻环境保护转变为保护环境与经济增长并重，在保护环境中求发展；二是从环境保护滞后于经济发展转变为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同步，努力做到不欠新账，多还旧账，改变先污染后治理、边治理边破坏的状况；三是从主要用行政办法保护环境转变为综合运用法律、经济、技术和必要的行政办法解决环境问题，自觉遵循经济规律和自然规律，提高环境保护工作水平。

　　第一次开展绿色GDP核算试点。绿色GDP核算体系综合了经济与环境核算，是一种全新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绿色GDP核算试点已在北京等10个城市进行。地方官员的“乌纱帽”从此与绿色GDP联系在一起，环境损失、环境污染、能耗等都会导致业绩“倒扣”。绿色GDP官员业绩考核试点已在内蒙古等3省(区)展开。

　　第一次实行“环保问责”制。2005年12月，国务院发布了《关于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强环境保护的决定》。今年年初，国家环保总局和监察部联合发布《环境保护违法违纪行为处分暂行规定》，把环境保护和治理当作考核各级政府官员的指标，作为干部选拔任用和奖惩的依据之一。2005年以来，河南省一些县处级干部及其他政府工作人员，因环保“不作为”和污染问题，已有近百人受到了行政责任追究。

　　第一次掀起强劲的“环保风暴”。2005年以来，国家环保总局严格执行《环境影响评价法》，提高环境准入门槛。叫停了没有进行“环评”的30家特大项目，总值140亿美元，包括火电站和水电站；公开责备了46家没有安装脱硫设备的火电厂。2006年初，环保部门对位于环境敏感区附近总投资4500亿元的127个化工、石化类建设项目进行了风险排查，10个投资约290亿元的违法建设项目被查处，11家布设在江河水边的问题严重企业被挂牌督办。

　　第一次出台《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暂行办法》。这是中国环保领域的第一部公众参与的规范性文件，用更加具体的制度和更加可行的程序来保证公众对环境事务的有效参与和监督。沈阳市在国内率先出台《沈阳市公众参与环境保护办法》，保障公众参与环保。

　　中央的一系列战略决策表明，我国环境与发展的关系正在发生重大变化：环境保护成为优化经济增长的重要内容，环境容量成为区域布局的重要依据，环境标准成为市场准入的重要条件。这些重大变化，将有力地推动和谐社会建设。

　　和谐文化引领前行

　　今年5月，胡锦涛总书记在云南考察时提出，要树立共同理想、打牢共同思想基础、弘扬民族精神、开展道德建设，特别是要宣传和树立以“八荣八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促进和谐文化建设，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强大的思想道德力量。这是中央第一次提出建设和谐文化的战略思想，深刻阐述了加强和谐文化建设的重大意义。

　　目前,我国正处于黄金发展和矛盾凸显的转型期，人们的价值观和道德观呈现多样化和不确定性。要形成共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强大合力，必须培育社会主义和谐文化。没有和谐的文化，就没有和谐社会的思想根基。

　　以“八荣八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是和谐文化建设的先声和主要内容。刚刚逝去的北京军区总医院原外一科主任华益慰是践行社会主义荣辱观的楷模。他从医56年,挽救了数千患者的生命，从未发生一起医疗事故。最令人感动的是，冬天为病人查体时，他总是先搓热双手、焐热听诊器。一位哲人曾说，世界上有两样东西最能震撼人们的心灵，那就是——内心里崇高的道德、头顶上灿烂的星空。华益慰的道德光芒，像灿烂的星空照耀了人们的心灵。

　　和谐文化是团结互助、和睦相邻、诚实守信的文化。长沙开展“邻里节”搭建和谐文化舞台。活动期间，社区居民相互走访，共话邻里情，共赞邻里事，制作发放“爱心援助卡”、“睦邻联系卡”。甘肃省酒泉市肃州区评选“诚信文明农户”，被评为诚信文明农户的，可以享受12000元以下的无担保贷款，被评为一级诚信文明农户的可享受子女上学加分、优先享受农村项目建设扶持资金等优惠政策。

　　和谐文化是无私奉献、助人为乐、充满爱心的文化。福建省开展“美德在农家”活动，增强农民道德意识和文明理念，建设农村和谐社会，农村的风气和面貌有了新的改观。山东省在创建“文明山东”活动中，培育出热心公益事业、爱心捐赠的社会新风尚，全省临床用血100%来自自愿献血。

　　和谐文化是自尊、自立、自信、自强的文化。“挑战极限、勇创一流”的青藏铁路精神，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精神的继承和发展。青藏铁路的建设者们发扬自立、自强精神，克服了“多年冻土、高寒缺氧、生态脆弱”三大世界性工程难题，建成了青藏铁路这一举世瞩目的伟大工程。带着妹妹上学的大学生洪战辉是弘扬自立自强文化的一个典型，在他身上集中体现了当代青年自立自强、愈挫愈奋的拼搏奋斗精神。

　　和谐文化是勇于探索、自主创新的文化。深圳提出了“和谐深圳社会创新工程”，由“一个评价体系”、“五大和谐网络”和“五大创新工程”三个部分组成，生动地诠释了创新文化。2006年5月20日，世界规模最大的混凝土大坝在中国三峡全线建成。奇迹的背后是创新。三峡工程共取得了14项国家科技进步奖、200多项省部级科技进步奖、专利几百项，建立工程质量和技术标准100多项，同时创造了100多项世界纪录。这在中国乃至在世界上，都是罕见的。

　　金秋十月，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将研究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问题。随着和谐社会理念逐步深入人心，一个更加和谐的社会正向我们走来！

　　川妹子梦萦“五朵金花”

　　几年前，一心想洗净脚泥当个城里人的成都郊区农民曾华美离开家乡，跑到市里去打工。然而现在，她不但安心地留在村子里当起了“农家乐”的女老板，甚至还从城里引回来一个“上门女婿”。

　　“当初刚从城里回到村子时，我根本认不出回家的路。”曾华美说，“原来破烂的农房、泥泞的村路全不见了，眼前是一片片的花海，白墙青瓦的川西民居，宽阔的水泥路，来来往往的买花赏花人。谁看了都想留下来。”

　　曾华美所在的成都市锦江区三圣乡红砂村发生的巨变，只是成都市进行的一场名为“城乡一体化”改革的一个缩影。这场始于2003年的改革使成都660万农民的命运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锦江区三圣乡党委书记李旭说，三圣乡曾是全区最穷的乡之一，发展转机出现在2003年。当年10月，成都市利用三圣乡红砂村农民种花的习俗，在这里召开了四川省首届花卉博览会。当时，红砂村一下子涌进来100多万游客，买花的排队、吃饭的排队、上厕所也要排队……不但有30多家农户赚足了钞票，“就连卖方便面的都发了点小财。”

　　为了突出特色，锦江区前几年制定了打造“花乡农居”的发展定位，鼓励农民成片种植鲜花。曾华美就是在这个时候回到村子里的。一开始，她只是抱着试试看的心态，自己没掏一分钱，仅利用政府补贴改造了一下自家房子，办起了简单的“农家乐”。没想到，花博会的第一天就收入600多元。2005年，她投入20万元用于装修、聘请厨师和扩大经营场地。

　　“所有的这些投资，都是我开农家乐赚来的钱。”曾华美说，“现在，这个农家乐是父母、我和妹妹三个人股份组成的小公司，我负责承包经营。我老公在城里上班，就买了一辆奥拓车每天往返。我们日子过得相当满意。”

　　分享变迁的当然不止曾华美一个人。2005年底，红砂村已有“农家乐”等各种商业网点98个，全村的人均年收入也从2002年的不足3000元，增加到近7000元。

　　红砂村“花乡农居”的成功，也加快了三圣乡其他村子的改造步伐：幸福村围绕梅花文化，栽植20余万株梅花，其旅游观光项目名为“幸福梅林”；驸马村种植1000余亩菊花，以菊造景将部分民房改造成院落式工坊，引入剪纸、年画等特色民俗，构建工坊艺术村，称“东篱菊园”；万福村里荷塘很多，通过政府规划和引导，集中打造1000余亩超大荷塘，称“荷塘月色”；江家堰村则依托种菜的“老本行”，以江家绿色蔬菜品牌为媒介，通过都市人与菜地农户签订代种协议结对，让城里人体验农事，称之为“江家菜地”。这五个曾经以贫穷闻名的村子，如今各具特色，欣欣向荣，被当地称为“五朵金花”。

　　“五朵金花”的成功，每一步都是在实践中“憋”出来的。锦江区委书记白刚说，我们心里始终想着怎么让农民致富，挖掘出每一村、每一户的特点，尽量通过不征地、不拆迁实现农村发展，保证农民不失地、不失业、不失权(土地承包权)、不失利。

　　成都“大交通”碾破“二元”坚冰

　　有的重大改革其实肇始于细小的事情。2006年1月20日，成都市交通局、市政公用局被撤销，重新组建成都市交通委员会总揽负责全市城乡的公路、水路、公共交通、出租汽车和城市轨道交通等──这项促进“大交通”新格局的机构改革牵一发而动全身，而其启动的契机还要追溯到一条普通公交线路的开通。

　　2004年2月，成都大学一名身为政协委员的教授提交了一份提案，要求将城市公交线路延伸到已成为都市卫星城的十陵镇。因为随着城市的发展，成都大学已迁至十陵镇，另外还有一所重点中学也将迁至该镇，加上十陵镇原有的8万居民，都面临“进城难”的尴尬。

　　提案上交后，成都市交通局、市政公用局很快都派人来了解情况，并表示确实应该延伸或新增公交车到十陵镇。主管部门拍了板，问题解决本应指日可待，然而，直到2005年8月，第一班周末增开的公交车才驶进十陵，从决策到落实历时18个月。

　　不是有关部门不干活，而是有车的建不了站台，有站台的管不了车，协调来、协调去，好事自然也就多磨了。原成都市交通局长、现市交通委员会主任黄平说，按当时的管理体制，市政公用局负责城市公交和出租客运，就是“管城里头的”；交通局负责长途客运和县(区)市之间出租客运，就是“管城外头的”。城里的开不到乡下去，城外的进不到城里来，不仅造成了交通运输资源的浪费，还因管理混乱给群众带来许多麻烦。而且，随着城市规模的不断扩大，新农村建设的逐步深入，许多原来的乡村变成了城市或市郊，那种按以前行政区域划分的城乡交通运输管理范围，已明显不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了。

　　2004年8月，311路公交车第一次开进了郫县安靖镇方碑村站，取代了以前的乡村客运。而从试点开始到2005年11月开通的23条公交线路，已经使人称成都“后花园”的郫县实现了镇镇通公交车。新都斑竹园镇安乐村70多岁的刘桂珍婆婆介绍说，以前出去要坐摩托车，风又大，还不安全。现在好了，公交车开到了家门口，想进城抬脚就走，家里种的菜也随便就能卖到城里接去了。

　　新型交通行政管理体制的创立，打破了城乡固守多年的“二元”体制，也逐步显现出科学管理的高效率。黄平感慨地说：“体制机制创新也是生产力，最出实效。”

　　据了解，除了改革交通运输管理部门外，成都市还先后撤销了市农牧局、农机局，成立市农业委员会，区(市)县成立了城乡一体化工作局或农村发展局；成立市水务局，对全市城乡水资源实施统一调度和管理。从一条公交线路的增设到一个部门的机构改革，这种看似偶然的变化折射出社会发展理念的革新，随着这种统筹城乡、协调发展的发展观不断深入人心，一个崭新的城乡一体管理体制架构正在成都逐步形成。

　　南京为百姓社保织出“宽带网”

　　“我们为南京市的老百姓编织了一张社会保障网，这张网的网幅宽、网眼小、网绳粗。”南京市劳动与社会保障局局长王德春这样形象概括道。“网幅宽”指社会保障不但覆盖当地居民，还覆盖了外来民工；“网眼小”是指城镇职工、失地农民、在职的、退休的都能享受社会保障；“网绳粗”是指5个险种的积累已达到了57亿元。

　　目前，南京市“五险”的覆盖范围均超过了100万人，借助这张较为完备的社会保障网，南京百姓正逐步实现“老有所养、病有所依、失有所济、伤有所保、生有所补”。这张“宽带网”不仅托住了城市居民，也托起了失地农民和外来农民工。

　　2004年出台的《南京市被征地农民基本生活保障试行办法》明确土地补偿费的70%用于失地农民的基本生活保障，政府每年从土地出让金等土地有偿使用收益中提取一定比例用于基本生活保障；将被征地农民全部纳入基本生活保障，由被征地农民根据自身要求和经济状况选择具体的参保档次；按照城市下岗职工再就业优惠政策，做到“失土不失保”、“失土不失业”。

　　今年64岁的王兰英说，按照原来的征地补偿办法发放的安置补助费顶多只够她五六年的生活，但是现在缴纳了一定的保障费后，她每月都可领取240元的征地保障金，而且保障金的标准还会随着经济发展水平不断提高。截至今年上半年，南京市已有2.1万名被征地农民进入基本生活保障网，这些失去土地的农民按月可领取120元～360元的保障金或养老金。

　　随着南京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财政局联合出台的《关于实行失业保险市级统筹的实施意见》正式实施，从今年7月1日开始，在南京工作的城乡失业人员，将不分居住地和户口性质，一样享受失业保险待遇。

　　南京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失业保险处处长张士凯介绍，失业人员领取失业保险金期间因病在本市基本医疗保险定点医疗机构住院医疗的，按其在基本医疗保险规定范围内所发生的医疗费用的50%核报，但最高不得超过其应享受失业保险金的4倍。

　　为贫困农民擦亮一盏灯火

　　41年来，47岁的重庆市渝北区张关镇菊花坝村二社农民乐祖灿就靠一条长木凳支撑身体，严重的小儿麻痹甚至让他失去了活动关节等最基本的能力，年过七旬的父母艰难地养活他至今。72岁的父亲乐长续说，儿子自己动不了，干啥都得靠人挪，睡觉、吃饭、大小便都不离开长凳。

　　渝北区民政局副局长王正槐说，特殊人群需要特殊政策，对于这部分缺乏自我脱贫能力的人群，将他们像城市低收入人群一样纳入“低保”救助是符合实际情况、解决具体困难的最好办法。

　　2005年初，渝北区为建立农村低保制度进行全面调查，统计出全区年人均收入在1000元以下的共有2万余人。2005年6月，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实施，每年审批一次，享受时间为当年7月至次年6月。

　　为确保低保制度的公平有效，渝北区制定了一系列制度：申请审批程序公开透明，组织村民代表讨论通过申请低保的困难户，还要两次由各村张榜公示5天以上；低保款由金融机构每月直接代发到农户手中，避免款项流失和挪用；由区财政拨付保障金，减轻税费改革后支付压力突出的乡镇负担。

　　乐祖灿每月能领到120元低保金，因长期病痛变形的脸上也露出了笑容。他口齿含混地说：“现在国家每月发钱，我想好好活下去。” 父亲乐长续则说，有了低保，自己即使不在了，也能放心一些了。

　　渝北区委书记刘光全说，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是建立社会主义新农村与和谐社会的需要。农村低保的意义在于建立了保障农村贫困人口基本生活的长效机制，缩小了农村与城市人口、农村富裕人口和极贫人口的巨大生活差距，让困难群众切实感受到社会温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