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讲 近代中国人民对中国出路的艰难探索
冲刺要点归纳
中国近代史是中国的仁人志士为实现国家和民族的救亡图存而英勇奋斗的历史。其中有地主阶级自救的洋务运动、农民阶级发动的太平天国运动、资产阶级改良派发动的维新运动、资产阶级革命派发动的辛亥革命。由于自身的局限性,他们都失败了。无疑,其进步的主张和失败的教训为当时中国的先进的知识分子思考中国的未来提供了历史的范例。当然,护法运动的失败,标志着就民主主义革命的终结。自此,中国进入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阶段。
在西方列强的侵略下,近代中国,一步步变为半封建半殖民地过程,也是中国人民进行不停地反侵略和对中国出路进行不屈不挠的艰难探索的过程。尽管都失败了,但也留下了深刻的经验和教训。
一、毛泽东对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论述
1938年5月,毛泽东在其名著《论持久战》中指出:“中日战争不是任何别的战争,乃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和帝国主义的日本之间的20世纪30年代进行的一个决死的战争”。这是毛泽东在其著述中第一次使用”半殖民地半封建”这一完整概念。此后,毛泽东在1939年12月写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不但明确地使用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一完整概念,而且系统地论述了这一社会的形成过程及其特点,指出:“自一八四○年的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便一步一步地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自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日本帝国主义武装侵略中国以后,中国变成了一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社会”。
二、近代中国人民反侵略战争和对中国出路探索的过程
(一)人民群众与爱国官兵反侵略的战争
1、1841年5月,三元里人民的抗英斗争,是中国近代史上中国人民第一次大规模的反侵略武装斗争。
2、帝国主义列强不能灭亡和瓜分中国,其根本原因在于中华民族进行的不屈不挠的反侵略斗争。
3、反侵略战争的失败原因
从中国内部因素来分析,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一是社会制度的腐败,一是经济技术的落后。而前者则是更根本的原因。因为正是由于社会制度的腐败,才使得经济技术落后的状况长期得不到改变。
(二)近代中国的救亡图存
1、林则徐、魏源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林则徐是近代中国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1843年1月,魏源在《海国图志》中,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主张学习外国先进的军事和科学技术,以期富国强兵,抵御外国侵略,开创了中国近代向西方学习的新风。
2、地主阶级革新派(洋务派)
(1)洋务派的指导思想。 对洋务派指导思想最先作出比较完整表述的是冯桂芬。他在《校邠庐抗议》一书中说:”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这个思想后来被进一步概括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所谓”中学”,特指”中国的文武制度”,也就是封建制度;”西学”特指西方的船坚炮利和其它先进科学技术,主要的是所谓”长技”。所谓”中体西用”,就是以中国封建伦理纲常所维护的统治秩序为主体,用西方的近代工业和技术为辅助,并以前者来支配后者。
(2)洋务派的主要活动
第一,兴办军用工业以自强。1865年,曾国藩支持、李鸿章筹办的上海江南制造总局,是当时国内最大的兵工厂。第二,兴办民用工业以求富。洋务派兴办了一些民用企业,多数都采取官督商办的方式。其中最重要的官督商办企业有轮船招商局、开平矿务局、天津电报局和上海机器织布局,都是李鸿章筹办或控制的。第三,建立新式海陆军。 从19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分别建成福建水师、广东水师、南洋水师和北洋水师,共有舰船八九十艘。其中北洋水师是清政府的海军主力,拥有舰艇20多艘,这支舰队一直归李鸿章管辖。第四,创办新式学堂,派遣留学生。
(3)洋务运动的历史作用及其失败
洋务运动的历史作用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洋务派继承了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提出“自强”、”求富”的主张,对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起了促进作用;第二,给当时的中国带来了新的知识;第三,有利于社会风气的改变。
(4)洋务运动失败的原因
甲午战争一役,洋务派经营多年的北洋海军全军覆没,标志着以“自强”、“求富”为目标的洋务运动的失败。洋务运动失败的原因主要是:洋务运动具有封建性、对外国具有依赖性、洋务企业的管理具有腐朽性。正因为如此,洋务运动不能避免最终失败的命运。
3、资产阶级维新派
(1)早期的资产阶级维新派
19世纪70年代以后,王韬、薛福成、马建忠、郑观应等人不仅主张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同时也要求吸纳西方的政治、经济学说。他们的共同特点,就是具有比较强烈的反对外国侵略、希望中国独立富强的爱国思想,以及具有一定程度反对封建专制的民主思想。如郑观应在其所著(盛世危言》中提出大力发展民族工商业,同西方国家进行“商战”,设立议院,实行“君民共主”制度等主张。这些主张具有重要的思想启蒙的意义。
1895年,严复就写了《救亡决论》一文,响亮地喊出了“救亡”的口号。
(2)戊戌维新运动
第一,以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严复等为主要代表人物的资产阶级维新派,采取向皇帝上书(1895年联合在京参加会试的举人共同发起的”公车上书”)、著书立说 (康有为:《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梁启超:《变法通议》,谭嗣同:《仁学》,严复翻译了赫胥黎的《天演论》等。)、介绍外国变法的经验教训(康有为向光绪皇帝进呈了《日本变政考》、《俄彼得变政记》、《波兰分灭记》)、设学堂(康有为主持的广州万木草堂、梁启超主持的长沙时务学堂)、办报纸(影响最大的有梁启超任主笔的上海《时务报》、严复主办的天津《国闻报》以及湖南的《湘报》等)。
第二,维新派与守旧派的论战。维新派与守旧派之间展开了一场激烈论战。论战主要围绕着要不要变法,要不要兴民权、设议院,实行君主立宪,要不要废八股、改科举和兴西学三个方面展开。维新派与守旧派的这场论战,实质上是资产阶级思想与封建主义思想在中国的第一次正面交锋。
第三,昙花一现的百日维新。戊戌维新是一场资产阶级性质的改良运动。但是,在光绪皇帝发布的新政诏令中,并没有采纳维新派多次提出的开国会等政治主张。这些政令和措施并未触及封建制度的根本,所要推行的是一种十分温和的改良方案。1898年的”百日维新”如同昙花一现,只经历了103天就夭折了。除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的前身)被保留下来以外,其余新政措施大都被废除。
第四,戊戌维新运动的意义和教训
戊戌维新运动是一次爱国救亡运动,是一场资产阶级性质的政治改革运动,更是一场思想启蒙运动。戊戌维新运动的失败,客观原因是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强大的守旧势力的反对和当时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力量还十分微弱,民族资产阶级的社会基础相当狭窄。主观原因主要是由于维新派自身的软弱性和妥协性。后者的主要表现是:第一,维新派希图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却又从根本上不敢否定封建制度,甚至把实现改良的全部希望寄托在一个没有实权的光绪皇帝身上。第二,维新派虽然大声疾呼救亡图存,却又幻想西方列强能帮助自己变法维新。第三,更致命的是维新派不但脱离人民群众,而且惧怕甚至仇视人民群众。
戊戌维新作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登上政治舞台的第一次表演,竟失败得这么快,这不但暴露了这个阶级的软弱性,同时也说明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企图通过统治者走自上而下的改良的道路,是根本行不通的。
4、资产阶级革命派
(1) 资产阶级革命派的阶级基础和骨干力量
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民主革命是由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发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的骨干是一批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2)《资政新篇》是中国近代历史上第一个比较系统的发展资本主义的方案,这反映了太平天国某些领导人在后期试图通过向外国学习来寻求出路的一种努力。因此,太平天国起义具有了不同于以往农民战争的新的历史特点。
(3)孙中山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开始
第一,孙中山1894年11月在创立革命团体兴中会喊出了“振兴中华”这个时代的最强音。
第二,1904年,孙中山发表《中国问题的真解决》一文,指出只有推翻清政府的统治,“以一个新的、开明的、进步的政府来代替旧政府”,“把过于善意的满清君主政体改变为中华民国”,才能真正解决中国问题。这表明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在踏上革命道路之时,就高举民主革命的旗帜,并选择了以武装起义推翻清王朝统治的斗争方式。这也是资产阶级革命派与改良派的根本不同之处。
(4)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宣传与组织工作
第一,资产阶级的革命宣传工作主要有:1903年,章炳麟发表了《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反对康有为的保皇观点。邹容写了《革命军》,以“革命军中马前卒”的名义,热情讴歌革命,号召人民推翻清朝统治,建立“中华共和国”。陈天华写了《警世钟》、《猛回头》两本小册子,痛陈帝国主义侵略给中国带来的沉重灾难,揭露清政府已经成了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工具,号召人民奋起革命,推翻清政府这个”洋人的朝廷”。
第二,从1904年开始,重要的资产阶级革命团体有华兴会、科学补习所、光复会、岳王会等。这些革命团体的成立为革命思想的传播及革命运动的发展提供了不可缺少的组织力量。
第三, 组建资产阶级革命政党。1905年8月20日,孙中山和黄兴、宋教仁等人在日本东京成立中国同盟会,孙中山被推选为总理,黄兴被任命为执行部庶务,实际主持日常工作。同盟会以《民报》为机关报,并确定了革命纲领。这是中国第一个领导资产阶级革命的全国性政党,它的成立标志着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第四,三民主义学说和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
同盟会的政治纲领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1905年11月,在同盟会机关报《民报》发刊词中,孙中山将同盟会的纲领概括为三大主义,即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后被称为三民王义。
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学说,初步描绘出中国还不曾有过的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是一个比较完整而明确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纲领。它的提出,对推动革命的发展产生了重大而积极的影响。
(5)关于革命与改良的辩论
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潮广泛传播、革命形势日益成熟的时候,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坚持走改良道路,反对用革命手段推翻清朝统治。1905年至1907年间,围绕中国究竟是采用革命手段还是改良方式这个问题,革命派与改良派各自分别以《民报》、《新民丛报》为主要舆论阵地,展开了一场大论战。投入这场论战的还有其他十几种报刊。
第一,要不要以革命手段推翻清王朝;第二,要不要推翻帝制,实行共和;第三,要不要社会革命。
这场论战具有重大的意义。通过这场论战,划清了革命与改良的界限,传播了民主革命思想,促进了革命形势的发展。 但这场论战也暴露了革命派在思想理论方面的弱点。比如,他们主张推翻清政府,但对“革命是否会招致帝国主义干涉”的问题不敢作出理直气壮的正面回答,只是希望通过”有秩序的革命”来避免动乱和帝国主义的干涉。他们所说的“国民”,主要还是指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而不是广大的劳动群众。他们对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是否应该改革的问题也是语焉不详,并且反对贫苦农民“夺富人之田为已有”。这些理论和认识的局限不可避免地会影响辛亥革命的进程和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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