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大国关系
1.中美关系
1997年10月底11月初,江泽民主席访美,两国领导人决定“共同致力于建设面向21世纪的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1998年6月底7月初,克林顿总统访华,继续推动中美关系的改善。
2001年乔治·W.布什执政后,美国政府一再宣称承认"一个中国原则",与中国继续进行不同领域、不同层次的接触和合作。特别是"9,11"恐怖事件发生后,美国与中国加强了反恐合作,并承诺与中国发展一种"建设性的合作关系",给予中国永久性的正常贸易国地位。
2008年2月26日一27日,美国国务卿赖斯访华。胡锦涛会见赖斯时指出,中美合作的领域越来越广泛,中美关系的战略意义进一步上升。
2.中俄关系
1993—1996年江泽民主席和叶利钦总统实现了互访,进一步肯定了中俄之间建立“平等、信任、面向21世纪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两国元首郑重签署了关于世界多极化和建立国际新秩序的声明。2001年中国与俄罗斯签订了《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
2008年5月23日一24日,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访华。23日,胡锦涛同梅德韦杰夫举行会谈。胡锦涛就更好更快地发展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提出四点建议:第一,进一步增进政治互信,加强相互支持。第二,深化务实合作,提高合作层次和水平。第三,全面推进人文合作,进一步增进两国人民的友好感情。第四,进一步加强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的战略协作。梅德韦杰夫表示,俄中两国是战略合作伙伴。俄方高度重视发展同中国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愿同中方一道全力推动双方在经贸、能源、高科技、环保、人文、地方往来等方面的合作和在重大国际地区问题上的对话与配合。会谈后,两国元首签署了《中俄关于重大国际问题的联合声明》。
2008年8月27日,胡锦涛在塔吉克斯坦首都杜尚别会见前来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峰会的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
3.中日关系
1978年8月12日,两国缔结《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以法律形式确认了《中日联合声明》的各项原则。
1998年11月,江泽民主席对日本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中国国家元首首次正式访日,双方共同发表了《中日联合宣言》。
2006年10月,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两国发表联合新闻公报,同意努力构筑基于共同战略利益的互惠关系。〖破冰之旅〗
2007年4月,温家宝总理对日本进行正式访问,双方发表了《中日联合新闻公报》,就构筑“基于共同战略利益的互惠关系”达成了共识。〖融冰之旅〗
2007年12月27日一30日,前任日本首相的福田康夫访华。〖迎春之旅〗
2008年5月,胡锦涛主席对日本进行国事访问,双方发表了《中日关于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的联合声明》。这份文件在继承已有3个政治文件原则的基础上,根据中日关系的新发展,确定了两国关系长远发展的指导原则,规划了两国关系的未来发展,成为中日之间第4份重要政治文件。〖暖春之旅〗
4.中欧关系
1998年4月第二届亚欧会议召开,中欧领导人首次会晤,双方表示希望在中国和欧盟之间建立面向21世纪的长期稳定的“建设性伙伴关系”。
2007年11月28日,第十次中欧领导人会晤在北京举行。温家宝与欧盟轮值主席国葡萄牙总理苏格拉底和欧盟委员会主席巴罗佐举行第十次中欧领导人会晤。
2008年4月25日,温家宝总理和欧盟委员会主席巴罗佐在北京举行会谈。温家宝指出,当前经济全球化继续发展,国与国之间依存不断加深,能源、环保、气候变化等全球性问题突出,人类面临新的发展机遇和挑战。中欧加强合作符合彼此的根本利益,顺应时代发展要求。中欧之间的共同利益远大于矛盾和分歧。只要中欧相互尊重,相互信赖,相互借鉴,合作共赢,双方关系发展就一定会有更加广阔的前景。
5.俄罗斯与美国、西欧各国关系趋于稳定
苏联解体后,美俄关系进入蜜月时期,1992年6月叶利钦总统访美,两国签署了《俄美伙伴关系和友好关系宪章》,提出建立以"共同价值观为基础"的伙伴关系。1994年双方宣布两国关系进入“成熟战略伙伴关系的新阶段”,但此后在北约东扩、波黑危机等问题上出现分歧,俄国对美国的霸权主义、强权政治不满,开始调整对外关系,由亲西方的一边倒外交,转向同时面对东西方的“双头鹰”政策,开展重视东方的全方位外交。1997年俄国成为亚太经合组织成员国。经过调整,俄国与美国、西。欧的关系趋于稳定。俄、法、德三国首脑建立定期会晤制度等。1998年,俄国成为西方七国首脑会议的正式成员。同时,冷战时期一直处于紧张状态的俄日关系也有了较大的改善,日俄之间领导人互访,打破长期冷淡僵持局面,为改善两国关系创造了条件。
1997年5月,《俄罗斯与北约相互关系、合作与安全基本文件》在巴黎正式签署,表明俄罗斯走上了加入北约的进程。1998年俄罗斯成为八国集团完全的成员。20世纪90年代中期,德国、法国和英国等国各自与俄罗斯发展了独具特点的关系,如德国与俄罗斯建立了"特殊伙伴关系"、德法俄之间建立了相互磋商机制等。1998年11月俄罗斯和日本双方发表《构筑建设性伙伴关系》的宣言。进人新世纪后,俄美、俄欧关系有较大的突破,特别是"9·11"恐怖事件后,俄美关系有所升温。然而,在西方大国与俄罗斯关系的调整中,明显存在着两面性。一方面,它们彼此成为协调与合作的伙伴,另一方面,相互之间仍然存在信任问题。
6.如何看待大国关系
这一系列高层对话和多种伙伴关系的纷纷建立,表明各大国在世纪之交以及进入新世纪的关键时刻,都在探索处理彼此关系的新规则,为建立一种面向21世纪的新型关系而努力。这种“伙伴关系”的特点是不对抗、不结盟、不针对第三国。“伙伴关系”的出现是一种进步。大国关系的调整是一种国际现象,目前它仍在继续发展变化中。大国关系是国际政治与国际关系中最重要的关系。大国关系的调整即重新定位,表明世界政治格局的深刻变化。它既是世界格局多极化的一种表现,又推动多极化的发展。但是这种大国关系的调整还只是开始,大国之间的矛盾、分歧、冲突仍然存在,国际社会中霸权主义,冷战思维仍然没有退出舞台,干涉别国内政的现象时有发生,这说明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任务。
八、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
1.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
2.非传统安全问题日益引起各国广泛关注的原因
第一,冷战结束使国际格局发生了质的变化。世界主要大国之间的全面军事对抗和整体毁灭的可能性大大降低,被两极对抗所掩盖的地区性矛盾与冲突在冷战后纷纷爆发,如宗教激进主义、恐怖主义、民族分裂主义、难民潮已成为国际社会越来越突出的新的安全威胁。
第二,经济全球化、区域经济集团化所导致的全球相互依存关系日益加深。
第三,在工业文明时代人类过度崇尚经济主义。当人类品尝到自己所酝酿的恶果时,才把环境保护、能源的合理利用等问题提到了亟待解决的日程之中。
3.非传统安全问题的显著特征
第一,安全内涵和主体的多元化。与传统安全不同,非传统安全的主体由国家向下延伸至微观层次的个人,向上扩展到体系层次的人类社会;安全的内涵和关注的对象既包括国家安全,也包含个体安全、集体安全、社区安全、地区安全、全球安全、人类安全等,突出了人的安全的重要性。非传统安全是一种综合安全,涵盖着政治、经济、社会、军事、环境、文化等众多领域,涉及的问题具体多样。
第二,爆发方式复杂。非传统安全的威胁作用既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也有一个爆发临界点。有时由于没有到达这个临界点,它常为人们所忽视,而一旦爆发又可能会向传统安全转化,造成难以弥补的损失。非传统安全发生威胁的源头不像传统安全那样单一,而是更加复杂。
第三,影响范围广泛。非传统安全的最可怕之处就在于会出现气象学中的“蝴蝶效应”,即事件相互激发并造成大范围连锁性的影响,任其恶化则将“外溢”,会对不同部门、地区甚至国家的安全与稳定造成重大损害。首先,从国家间的相关程度上看,一个国家的安全并不仅仅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它还受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影响。其次,从不同领域的相互依赖看,原本只归属于某次要领域的问题,可能会牵一发而动全身,迅速对经济或政治领域产生巨大冲击,不利于在事态的初始阶段掌握主动。再次,从国家内部的调整看,由于非传统安全威胁被纳人国家安全战略的评估系统,导致传统安全部门和其他相关部门的合作加强。最后,从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在一定条件下可能相互转化的角度看,一些原属传统安全领域的问题可能演变为非传统安全问题,影响到邻国和周边地区的稳定和安全,成为国际问题。然而,非传统安全问题如失控并被激化,便会引发国家间冲突,导致采用传统军事手段来解决。
第四,治理难度增大。非传统安全治理难度较大的原因主要在于:首先,从国家的认知角度看,由于国情不同,各国面临的非传统安全问题的类型、程度各不相同,所有国家很难就某一个问题完全达成共识。其次,许多非传统安全问题根植于各国自身社会、经济、文化的深层土壤中,不同国家在资源运用、社会动员、应对机制和处理方式等方面有所不同,也各有局限,国家力量会受到各种因素的制约。再次,非传统安全自身的隐蔽性、扩散性使整个人类社会的生存与发展环境受到威胁,一旦成势就具有很强的惯性,非短期内能够化解,也非靠少数国家的努力能够解决。
第五,国际合作尤显必要。非传统安全问题使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凸显,并以共同利益为基础走上了全面合作的轨道。过去只靠一国政府来解决所有问题的思维和做法,在全球化时代已经越来越难以奏效。然而,国际合作必然会涉及国家主权问题,一旦某国政府不能有效处理所面对的非传统安全问题,治理失败或出现内乱局面而导致“外溢”,就可能面临外部介入或国际干预。如何看待这种现象以及应该建立一个怎样的国际秩序将会成为斗争的新焦点,因此,国家安全的获得需要坚持必要的主权,而主权的自主限制或者对主权者行使权利与责任的清晰厘定,也将是获得国家安全的一个必要保证。
第六,应对心态更需开放。在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国际合作中,一种开放与坦诚的态度显得格外重要。
第七,国际组织的作用突出。“9.11”事件发生以来,主要由非国家行为体参与实施、旨在解决低级政治领域非传统安全问题的国际协调和跨国参与活动在国际安全秩序的发展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各种国际组织都聚集了大批怀有相同目标的支持者和参与者,在客观上为解决某个领域的问题提供了合作的机遇。同时非传统安全问题的兴起促进了非国家行为体的进一步发展。因此,对待以各种势力见长的NGO(非政府组织)的合适态度应该是灵活多样、建设性整合而非简单粗暴、强制性压服,这也是全球化时代民族国家以“开明”形象自我更新、不断提高的必然选择。
4.经济因素和文化因素对世界政治的影响
经济因素对世界政治影响日益加大的原因在于:①科技革命、经济发展直接导致各国综合国力的强弱和升降,从而影响到世界政治的发展;②加快经济发展成为各国的首要目标,这一目标的实现结果往往导致政府的更迭,从而对世界政治发展产生影响;③经济全球化使各国各地区联系更为密切,相互之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也使世界政治发展更趋复杂;④经济利益成为各国关系发展的主导因素,当今世界各国的外交,首先是经济外交,即为经济服务的外交,经济成为外交的主要内容。冷战结束以后,国家的经济利益往往成为国家关系发展的主导因素,制约着政治制度与意识形态的对抗,使它们的关系一般不致脱离和平与发展这一主潮流。
国际关系中经济因素的作用日益增大,并不是排除和取代政治、军事因素的作用,在一定时期里政治、军事;文化因素也会成为国际社会中的突出问题,而影响国际关系的发展。世界文化发展的大趋势无疑是各国的相互补充和相互吸取,各种文化的交流在规模和深度上都超越了历史上任何一个时代。同时,文化上的相互融合也不是无限的,差异在缩小,但价值观念的差异始终存在。就世界文化因素对国际关系发展的影响而言,我们既不能认为全球化必然会促成同一的全球文化,形成同一的世界价值体系,又不能像有些西方学者那样,过分强调不同文化的冲突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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