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冷战后大国关系的深入调整

　　大国关系是国际政治与国际关系中最重要的关系。冷战结束后，大国关系进行了调整或重新定位。

　　第一，20世纪90年代初发生的大国关系的调整，主要是两极格局崩溃的结果。两极格局的崩溃，意味原有的以美国为一方，以苏联为另一方的大国对抗关系消失。世界政治格局主角间的这种关系的调整和改变，势必引发其他大国间的关系的调整。

　　第二，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的调整，主要是各大国从自身利益出发，为寻求有利于自己的国际环境和谋求在新的世界格局和秩序中的有利地位而进行的。由于中国实力增强，世界政治多极化趋势日益明显，西方国家纷纷调整对华关系，将中国纳入大国伙伴关系。与此同时，其他大国首脑会晤频繁，也建立了各种 形式的伙伴关系。

　　第三，科索沃战争、“9·11”事件和美国入侵伊拉克等重大国际事件推动了大国关系的进一步调整。中美、美俄关系一度因为科索沃危机和小布什上台初期执行强硬的对华、对俄政策而变得紧张。美欧也由于小布什的单边主义立场和在导弹防御、执行京都议定书、中东、朝鲜问题上的 政策分歧而关系受损。

　　第四，新世纪之初，大国关系的调整增加了新角色——印度。20世纪90年代以来，印度经济迅速成长。在信息技术上，印度走在了世界前列，其软件研发和出口在世界上仅次于美国。在军事上公开成为有核国家，增加军费开支。在外交上纷纷与美国、日本、俄罗斯、欧盟建立伙伴关系，世纪之交印度与中国建立建设性伙伴关系。

　　2.大国关系调整的特点

　　(1)实用主义主导了大国关系的调整，冷战结束后，各大国关系的调整都根据实实在在的国家利益，而不是意识形态。

　　(2)大国之间基本上不互为战争对手或者不明确地将对方视为敌人，尽力避免公开对抗。

　　(3)大国间既相互借重又相互制约，既相互协调又彼此摩擦，既相互合作又彼此争夺，是当今大国伙伴关系的主要内容。

　　(4)美国是大国关系调整的中心，其他大国关系的调整深受美国影响。美国是当今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其对外政策对其他大国周边环境、国际地位和利益的实现有着重大影响。

　　(5)不存在其他大国联合起来反对美国的前景。欧盟、日本同美国存在千丝万缕的经济、科技、文化和政治上的联系，彼此互为主要贸易伙伴和投资对象国，主要的科技合作对象。

　　(6)世界次等大国在大国关系调整中的重要性不断加强。美国一贯的地区战略是联合、支持次等地区强国，防范、遏制头等地区强国。

　　3.中国与大国的关系

　　冷战结束前后，中国大国关系面临考验。从1989年6月开始，美国、欧盟、日本等几乎所有的西方发达国家都参与对华制裁，企图在政治上、外交上孤立中 国，通过延缓贷款、撤走技术人员、恶化贸易等方式加重中国的经济困难，中止高技术和军事方面的合作，在军事上威胁中国，达到以压促变的政治目的。中国确立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方针，强调从战略利益出发处理国家间关系，提出“坚持原则、利用矛盾、广交朋友、多做工作、打破制裁、避免孤立”的对策，首先 巩固与发展中国家的传统友谊，积极改善与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周边国家的关系。其次，利用西方国家的矛盾，从日本和欧洲突破开始。1990年7月日本恢复对华 贷款，10月欧共体外长会议决定取消对华限制措施，恢复同中国在政治、经济和文化领域的正常关系。11月，钱其琛正式应邀访美，美国中止高层互访的制裁被 打破。1993年11月中美领导人在西雅图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期间会晤，标志着西方大国制裁政策彻底破产。

　　以1992年邓小平南巡为标志，中国加快对外开放的步伐，进入全面崛起时期。2001年，中国崛起效应开始全面展现。这一年，中国加入WTO， 彰显坚持对外开放的决心;与欧盟建立全面伙伴关系，促进中欧关系进入蜜月期;抓住“9·11事件”，促使中美关系走上成熟之道。在此背景下，中共十六大明 确提出了大国是关键、周边是首要、发展中国家是基础、多边是舞台的总体外交战略布局。中国十分重视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关系，强调“加强战略对话，增进互信， 深化合作，妥善处理分歧，推动相互关系长期稳定健康发展”。与此同时，以“金砖四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大国群雄并起，中国积极加强与它们的战略合作关系，进而与各地区主要大国进一步加强合作，中国大国关系体现出积极、建设性、全面性的特征。

　　(1)中美关系：1993年上台的克林顿政府对中国提出接触与遏制并行的主张，但在1995年6月李登辉访美的冲击下，中美关系跌至谷底，克林 顿重新思考对华政策，开始体现出全面接触的态势。双方确认了中美关系赖以维系和发展的新基础：以互利的经济贸易关系为核心、以贸易和安全方面的合作为支柱。1997年江泽民访美、1998年克林顿回访，双方宣布致力于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对抗关系得以扭转。中美战略关系由联合抗苏逐渐转变和确定为在亚太地区发挥稳定作用。但总体而言，美国仍处于对中国崛起不适应的时期。

　　2001年“9·11事件”导致美国全球战略的重大调整及对华政策 的转机。以布什总统2002年、2005年两次访华和2006年胡锦涛主席访 美为契机，中美关系迅速改善，美国明确表示反对“台独”，对中国国际定位做了重大调整。2006年9月，中美启动战略经济对话机制(SED)，以协商解决 双边经济关系中需要长期关注的问题，是两大国着眼于未来的战略安排。2007年9月，胡锦涛在第十五次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提出中美既是利益攸关方又是建设性合作者的新定位，得到布什总统的赞同。2009年7月，在胡锦涛主席和奥巴马总统的推动下，中美战略对话和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合并，并升格为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揭开了双方合作与协调的新篇章。2001年以来，中美高层互动常规化，协商平台制度化，军事交流全面恢复，体现出互补性、合作性、建设性、竞争性、创新性的特征，一种复合的、相互依赖的双边关系正在形成。但是，美国对华政策是具有两面性的，其认为中国崛起已成为美国面临的主要国际挑 战，在安全战略上对华防范心理明显，在对华交往中积极施加影响，力促中国社会制度及内外战略朝着美国所期望的方向演变。

　　2010年以 来，在美国经济复苏乏力的背景下，美国朝野对人民币汇率问题展开攻击，施加种种政治压力;从2009年底到2010年初的美国对台军售导致中美军事交流再次中断，到3月朝韩“天安号”危机爆发，美国航母陈兵黄海;谷歌事件;美国总统奥巴马会见达赖喇嘛事件等等，中美关系急转直下。为控制冲突升级、避免危机发生，中方一再做出努力。胡锦涛主席于2010年4月访美出席核安全峰会;后又与奥巴马总统多次会晤;第二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取 得积极成果，各领域交流合作继续推进;中美还就朝鲜半岛局势、伊朗核问题、全球经济治理、气候变化等重大国际地区问题保持沟通协调，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紧 张气氛，为双方关系的改善营造了良好氛围。

　　2011年伊始，继美国国防部长盖茨访华后，1月18日至21日胡锦涛主席的访美活动更是成果显著，推动中美关系峰回路转、向着健康良好的方向发展。美国副总统拜登亲自前往机场迎接，奥巴马总统打破惯例在白宫为胡锦涛主席举行私人晚宴。1月20 日，胡锦涛主席在华盛顿出席美国友好团体举行的欢迎 宴会上发表题为《建设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中美合作伙伴关系》的重要演讲，重申中国将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致力于把健康稳定的中美关系带入下一个十年。

　　在两国共同发表的《中美联合声明》中明确提出：中美致力于共同努力建设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合作伙伴关系，以推进两国共同利益、应对二十一世纪的机遇与挑战;站在全局的高度和战略的角度促进高层交往;更加着力拓宽两国关系的社会基础，扩展人文交流，探讨举办中国文化年等活动;美方对两岸《经济合 作框架协议》持积极态度;美方承诺通过中美商贸联委会以合作的方式迅速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和推进出口管制体系改革;双方确认建设健康、稳定、可靠的两军 关系的必要性;两国签署《关于在华建立核安保示范中心谅解备忘录》，等等。所有这些，为中美增加相互了解、扩大共同利益、共同应对全球挑战提供了机制保障和信心，为2011年的中国外交高调开篇。

　　2011年5月10日，为期2天的第三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在美国华盛顿落幕。双方签署了《中美关于促进经济强劲、可持续、平衡增长和经济合作的全面框架》，成为中美经济合作新的里程碑。框架文件对中美经贸的原则、细节和彼此的关切，做了全面的梳理和总结，对规避经贸风险，扩大经贸合作具有指导 性意义。框架文件对中国关注的市场经济地位问题、对美投资环境以及美国关心的自主创新、知识产权等都有所涉及，反映两国对待经贸分歧更加坦诚、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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