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西汉后期的社会危机与王莽改制

　　(一)西汉后期的社会危机

　　西汉后期的社会问题，主要是土地和奴婢问题。这一问题加剧的原因在于土地兼并和政治黑暗。

　　(二)王莽改制

　　平帝继位后，王莽掌握了大权。王莽执政后，通过恢复汉宗室和功臣后裔的封爵、扩充太学等措施，争取到官僚贵族、地主及其知识分子的支持和拥护。公元8年，王莽代汉称帝，改国号“新”，陆续颁布法令，托古改制，主要内容如下：

　　“王田”“私属”。公元9年，王莽下诏宣布天下土地改称王田，天下奴婢改称私属，都不许买卖。男口不足8人而土地超过1井(900亩)的，把多出的土地分给邻里、乡党，无田者按一夫一妇百亩的制度授田。这一诏令试图冻结土地和奴婢的买卖来缓和土地兼并和农民奴隶化的过程。但地主官僚强烈反对，公元12年这一尝试失败。

　　“五均”“六筦”。公元10年，王莽实行五均六筦。“五均”是在长安、洛阳、邯郸、临淄、宛、成都等大都市设立五均司市师管理市场。每季的中月，司市师评定本地物价，叫做“市平”。物价高于市平，照市平出售;低于市平，则听民买卖。民可向政府借贷。“六筦”是由国家掌握盐、铁、酒、铸钱、五均赊贷等五项事业不许私人经营;控制名山大泽，向在其中采取众物者课税。王莽用大商人推行五均六筦，这些人损公肥私，盘剥人民。

　　币制改革。王莽加铸错刀、契刀、大钱等三种钱币与五铢钱同时流通，后又作金银龟贝钱布等，凡五物、六名、二十八品。王莽加重盗铸禁令，一家铸钱，五家连坐，没入为奴婢。货币的变革引起经济混乱，盗铸法增加了奴隶问题的严重性。

　　政治制度方面，王莽把中央和地方的官名、郡县名、行政区划大加改变，恢复五等爵。官吏俸禄无着，就扰民。

　　民族关系方面，王莽挑起与周边民族的斗争，使人民陷于苦难。

　　五、刘秀与东汉初期政治

　　(一)东汉初的稳定和发展

　　东汉初年，由于长期战乱和饥荒疫疾，生产破坏，人口锐减，社会经济凋敝。刘秀采取了恢复生产、稳定社会的措施。

　　光武帝先后多次下达的释放奴婢和禁止虐待奴婢的诏令，在一定程度上阻止了自耕农沦为奴隶的发展趋势，缓和了阶级矛盾。

　　东汉政府于公元39年下诏核实田地及户口、年纪，即“度田令”。豪强大姓反对清查，隐瞒不报。

　　(二)封建专制统治的加强

　　刘秀进一步加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以巩固皇权。他对功臣虽给以优禄，并不委以重任;对于外戚的控制自始就较严厉;对于宗室诸王，也严加控制。

　　为进一步加强皇权，刘秀对官僚机构变动明显。他扩大尚书四曹为尚书台，置尚书令、尚书仆射，分掌行政、人事、司法、外交等事宜。尚书台逐渐变成朝廷中枢机构。他还加强州部刺史制度，州部刺史直接奏事于皇帝。司隶校尉除掌管京城洛阳及三河、弘农和三辅地区外，还有纠察三公以外的公卿大臣的权力。此外，他还裁减合并许多地方官衙，罢除郡国都尉官。虎贲、羽林、五营校尉兵为世袭兵。

　　六、东汉后期的政治危机

　　(一)外戚、宦官擅权

　　东汉和帝开始，朝廷内部出现外戚宦官交替专政局面，封建统治呈现出腐朽景象。外戚宦官专政时期，公行贿赂，贪赃枉法，搜刮财货。

　　(二)累世公卿官僚集团的出现

　　东汉时期，豪族大地主在政治上地位空前加强。东汉官吏的选举方法有二：一为察举，即每年由地方举孝廉和茂才，一为征辟，征即皇帝下诏特举，辟是二千石以上大臣聘人做属官。东汉初时还注意德才，参考门弟，很快就主要看门弟了。结果实权控制在豪族地主出身的属吏手中，因此豪族垄断了仕途，累世做高官。

　　由于选举被豪强大族垄断，一般地主要做官必须投靠他们，因此，出现了门生、故吏。门生本指师徒授业关系，直接授业的叫弟子，间接授业的叫门生。后来凡是投靠豪族地主的也称门生，门生成为政治关系了。故吏，指被公卿或郡守辟为属吏的人。门生、故吏与主人的关系，政治上形成君臣关系了。这反映专制制度在东汉削弱了，豪强势力发展起来了。

　　东汉时期一些累世专攻儒术、熟悉儒家经典的家庭，形成望族，在政府中有重要力量。这些世代做高官的豪族，称为世族地主，到魏晋南北朝时成为门阀士族。

　　(三)党锢之祸

　　东汉后期，官僚士大夫中出现了一种品评人物的风气，称为“清议”。太学生为清议的中心。他们认为宦官外戚的黑暗统治是农民起义导致东汉衰败的主要原因，反对宦官外戚，挽救东汉统治。他们遭到宦官的打击迫害。公元176年，州郡受命禁锢党人的门生、故吏和父子兄弟。这就是著名的“党锢”事件。

　　七、汉代的社会结构

　　(一)封建土地所有

　　汉代存在三种土地所有制形式：封建国家土地所有制、地主土地所有制、自耕农土地所有制。

　　1.封建国家土地所有制。简称国有土地，是直接由国家政权掌握的土地，叫“公田”或“官田”，有以下几类：一是分布在全国各地的森林、荒地、山川、河流，直接属于皇帝所有;二是皇帝的苑囿、园池;三是分散在各地没收的富人、豪强、商贾的土地;四是屯田。

　　公田的经营方式有两种：一种是假田制，就是把国有土地出租给农民耕种，史称“假民公田”，地租称为“假税”。一是屯田制。

　　屯田分民屯和军屯两种：民屯的屯田者主要是内地迁徙的移民，他们要交纳地租，是国家的佃农。军屯由戍卒屯田，耕田有定额。屯田卒由政府发给农具、耕牛，收获的粮食交公仓。他们的衣食由政府拨给。士卒屯田实际是一种徭役负担。

　　2.地主土地所有制。包括地主、豪强、大官僚、富商占有的土地。土地买卖是地主土地私有的主要来源。文景时商人兼并土地，到武帝时更加严重。西汉后期，土地买卖和兼并更加扩大，出现了买卖土地的契约，具有法律效力。地主土地采用租佃方式经营。

　　3.自耕农小土地所有制。西汉时自耕农数量较多，占有小块土地独立经营。“五口之家，占田百亩”是典型的自耕农。他们在封建赋税徭役和商人兼并下，分化为三种人：小商小贩;充当佃农;变为奴隶。

　　(二)赋役制度

　　赋役制度是汉代政府剥削农民的制度。西汉的赋役制度有三项：土地税、人头税、徭役。

　　1.田租、藁税。田租是对土地所有者征收的土地税。汉代田租的税率前后有变化，总的看是不断减轻，是执行重农政策、发展农业生产的一项措施。汉代还征收藁税。西汉初年征收实物，到西汉后期改为征收货币。

　　2.算赋、口赋。是按人头为标准征收的人头税。算赋是对成年人征收的人头税。口赋也叫口钱，是对儿童征收的人头税。算赋、口赋是封建国家最大的一项财源，在赋税中占重要比重，其征收量远超田租。人头税的主要负担者是农民。封建官吏和地主有免税的特权。在实际征收中人头税弊病很多，一是赋敛无度，二是赋敛不时。结果因统治阶级横征暴敛而导致阶级矛盾。

　　3.徭役。包括兵役、力役、徭役。徭役分正卒、戍卒和更卒。正卒一人一生在地方服兵役一年。戍卒一人一生到首都或边境戍守一年。更卒每人每年到政府服徭役一个月。汉律规定凡到法定年龄人人都要服役。实际上贵族有免役特权。

　　(三)阶级状况和阶级关系

　　1.地主阶级

　　秦汉时期是地主阶级的发展时期。他们可划分为不同的类型或阶层。居于地主阶级上层的，从秦到西汉中期是军功地主，西汉中期到东汉是豪族地主。军功地主形成于战国时期，是通过军功赐爵的方式形成的。西汉建立后，继承了秦的军功爵制，从中央到地方军政大权都由他们掌握。惠帝开始，赐爵制发生重大变化，赐吏爵、民爵，还有卖爵。军功地主衰败下去。

　　豪族地主是战国诸国贵族的后代以及西汉新兴的豪富大姓形成的。秦和西汉初年都打击关东贵族，汉武帝还迁徙豪强，用酷吏诛杀豪强。但是武帝以后他们都发展起来。武帝时起用商人做官，加速了土地兼并，形成大土地所有制。豪族地主又继续形成并得到发展。东汉时豪族地主以经济上经营大地主田庄，控制依附农民;政治上把持选举，垄断各级政权;文化上，传习家学，屡世高官，形成门阀大族。

　　豪族地主的腐朽性残暴性很突出。他们兼并土地，剥削人民，使生产力得不到发展。政治上拥有强大势力，对抗中央集权，成为分裂势力。但是豪族地主所代表的生产关系在汉代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适应了生产力的发展。在战乱期间，对生产发展起一定的保护作用。

　　2.农民阶级

　　农民阶级包括自耕农、佃家和雇农。手工业者的经济地位相当于农民。西汉用户籍制度控制人户。举凡姓名、年纪、籍贯、爵级、财产都在户籍上载明。汉代州郡每年都要通过“上计”向中央申报户口数和垦田数，在编户民中人数最多的是自耕农。自耕农要承担国家的各种租赋，包括田租、算赋、口赋和各种徭役。破产的农民多依附于大地主作佃客。大地主乘机加重对百姓的压迫，百姓纷纷逃亡，这样，流亡总是越来越严重。一些破产农民成为佣工糊口，佣工身份低下。

　　3.商人

　　秦汉时期国家对各类商人的政策不同。在市内营业、有特殊户籍的商人可称为有市籍商人，身份较一般平民低下，其身份地位与吏有罪和亡命者并列。对于无市籍的大商人，秦始皇提出“上农除末”的口号，把富商大贾逼迁到他乡，大商人受到重大打击。汉高祖抑商只抑小不抑大，大工业主或大商人的经济势力发展迅速。文帝时实行“入粟拜爵”的办法。景帝时商人中富有者的政治地位得到提高。汉武帝中期，加强了对私人工商业的控制，加重了对商人的税收和逃税者的处罚。西汉末富商大贾势力抬头。王莽改制时，中小工商业者受到前所未有的压迫。东汉时，对大商人已无抑商政策可言，结果富商大贾成了商人地主豪强。

　　4.奴婢

　　奴婢是秦汉社会中身份最低的人。秦汉奴婢有官奴婢和私奴婢之分。官奴婢的来源之一为罪犯本人及重罪犯的家属没官为奴者;一为原来的私奴婢转化为官奴婢;一为以战俘为奴。他们主要从事宫廷和官府中各种劳役，也有在官府手工业作坊中劳动的。私奴婢主要来自破产农民。市场出卖奴婢，通常与牛马同栏。私奴婢主要从事家务劳动，有一部分则从事农业、手工业生产乃至经商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