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秦汉的民族关系与对外关系

　　(一)秦汉时期的民族关系

　　1.汉与匈奴的关系

　　匈奴是我国北方的一个古老民族。战国后向奴隶制转变并强大起来。秦末汉初，冒顿单于建立了奴隶制国家，征服了周围的大小部落和国家。西汉时期，汉匈之间的关系可分为几个阶段。

　　西汉前期(刘邦到武帝即位前期)60多年，汉匈以和亲为主。和亲是统治阶级之间的婚姻关系，实际是一种政治行为、统治的需要。和亲没能从根本上解除匈奴的威胁，但避免了汉匈之间大规模的战争，有利于西汉王朝休养生息，恢复发展经济。

　　西汉中期(武帝初年到宣帝后期)约80余年，西汉发动了对匈奴大规模的战争，和亲中断，处于战争状态。武帝即位以后，西汉对匈奴作战条件成熟，于是发动了对匈奴的战争。规模最大的有三次大战役。第一次叫河南战役。公元前127年，汉武帝派卫青率军出击，把匈奴赶出并收回河套地区，解除了匈奴从河套地区南下对西汉首都长安的威胁。第二次战役是收复河西地区，称为河西战役。公元前121年，霍去病西击匈奴，占领河西走廊，设张掖、酒泉、武威、敦煌四郡，打通了汉通西域的道路。第三次是在公元前119年发动的漠北战役。这是汉武帝时规模最大的一次对匈奴用兵。卫青、霍去病进击漠北，霍去病一直前进到狼居胥山。此次战役迫使匈奴放弃漠南地区，向西北边远地区迁徙，基本上解除了匈奴对整个西汉北边的威胁。

　　西汉晚期，汉匈恢复了和亲，匈奴归附了西汉，实现了汉匈之间的初步统一。

　　汉匈之间的长期战争使匈奴遭受重大损失，主要表现在：一是人口、牲畜大量被俘和死亡，对其经济是致命打击。二是匈奴失掉了河套、河西地区，退到了漠北，生活、生存受到威胁。三是匈奴在战争中的失败使原来臣服于他的国家和部落纷纷摆脱其控制。匈奴四分五裂，力量大大削弱。同时，匈奴统治集团内部又发生了争夺王位的争斗，匈奴面临绝境。在此情况下，呼韩邪单于率部从南下归降了西汉，受到西汉热烈欢迎。公元前33年，呼韩邪单于到长安要求和亲，元帝将宫女王昭君嫁与他。呼韩邪单于归汉结束了汉匈长期的战争状态，初步实现了汉匈之间的统一。王莽执政后，降低对匈奴单于的待遇，阻止乌桓等向匈奴纳税，于是匈奴重新入侵。一度北边空虚，为匈奴所蹂躏。后匈奴内讧，公元48年，日逐王号呼韩邪单于归降于汉，匈奴分裂为南北二部。南匈奴部众驻牧于汉北边八郡之内，汉对匈奴岁赐丰厚，设“使匈奴中郎将”以监护之。明帝以后，置度辽将军协助南匈奴单于抵抗北匈奴入侵和镇压族人的叛乱。此后南匈奴或降或叛，然后节节南徙。东汉末，曹操始限制其居住地区，并采取分化政策，使上层贵族与部众脱离，部分匈奴逐步沦为汉族地主的农奴。公元89年，汉将窦宪、联秉等大败北匈奴，登燕然山，刻石记功而还。此后，由于鲜卑兴起，占有匈奴故地，北匈奴部分投汉，部分归降鲜卑。其足迹直到2世纪中叶才不见于记载。

　　2.汉与西域各族的经济文化联系

　　广义的西域除了中国新疆地区以外，还包括中亚细亚、印度、伊朗、阿富汗、巴基斯坦一部分。狭义的西域指的是新疆地区。匈奴势力强大时占领了西域，在西域设立了官吏——僮仆校尉，但匈奴对西域的统治很残酷。因此，西域各国希望摆脱匈奴的控制，并把希望寄托于西汉王朝。西汉也利用匈奴与西域各国的矛盾，与匈奴争夺西域各国。

　　第一，张骞通西域。张骞两次出使西域。第一次是公元前138年;第二次是公元前119年。出使目的：第一次要联合大月氏攻打匈奴，第二次要联合乌孙攻打匈奴，断匈奴右臂。当时匈奴在西域势力很大，大月氏、乌孙不想再回原地，所以张骞的目的未达到。但是，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对六七个国家的自然环境、物产、风土人情等进行了考察，回来后向武帝作了详细汇报。第二次出使到乌孙，并派助手到达许多国家。他回来时带了几十名乌孙人到长安，这是西域派使者第一次到中原，受到隆重接待。从此，西域不断派使者到长安，西汉也遣使者到西域各国去，建立了和西域各国的联系。

　　第二，对西域的用兵。张骞通西域后，匈奴的影响在一些国家要超过西汉。武帝晚年，对西域用兵，影响较大的有两次。第一次是用兵楼兰和车师。这两国扼丝绸之路的要冲，替匈奴当耳目，并攻劫汉使，是汉通西域的障碍。公元前108年，武帝派兵一万攻打这两国。第二次是公元前104年、106年先后派李广利攻伐大宛，最终取得胜利。从此，西汉对西域的控制巩固下来。

　　昭宣时期，主要是与西域国家的军队联合起来进攻匈奴。宣帝任命郑吉为西域都护，这是西汉派驻西域的最高长官。从此，确立了西汉在西域的统治，匈奴基本上撤出了西域。

　　王莽统治时，西域诸国也纷起反对，西域各族和中原地区的联系中断了。

　　公元73年，窦固等大败北匈奴，赶走了北匈奴在车师前、后王国一带的势力，着手恢复与西域诸国的政治关系。此时班超奉命出使西域。经过班超的坚决斗争，北匈奴的势力在南道诸国逐一被肃清。班超得到西域各国人民的支持。

　　明帝死后，北匈奴乘机反扑。班超孤立无援，处境困难。他团结于阗等国，重新稳定了南道形势。西域地区和中原的经济文化联系更加密切，“丝绸之路”重新畅通无阻。班超在西域的活动，符合汉族人民要求恢复与西域的关系的愿望，符合西域各族人民要求摆脱北匈奴的奴役、增强与汉族人民的历史联系的意愿，增进了汉族与西域各地政治、经济的联系，维护了多民族国家的统一，立下了历史功勋。

　　公元123年，班勇为西域长史，重新经营西域，并取得节节胜利。但是东汉政府把班勇召还下狱。此后，东汉王朝在西域的政治统治日益削弱。

　　3.汉与西南、东南各族的关系

　　西汉时期，在我国西南地区，今云南、贵州和四川西南部一带居住着许多语言、风俗不同的少数民族，当时统称为“西南夷”。各族社会发展不平衡，有的尚处于原始社会，有的已进入阶级社会。

　　巴蜀地区的汉族人民和西南地区的少数民族很早就有频繁的交往。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在西南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建立了行政机构。此后，经济文化的联系更为密切。

　　汉武帝时，西南各族人民与内地联系与日俱增。汉武帝曾派使到夜郎，厚送礼物，夜郎和邻近邑落归附汉朝。公元前109年，汉武帝发巴蜀兵至滇，降滇王，以其地为益州郡，并赐“滇王王印，复长其民”。此后西南大部分地区都归入西汉的直接管辖之下，西南各族和汉族人民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了。

　　东汉时期，西南夷地区的经济文化有很大发展，物产十分富饶。永平年间，哀牢王归附东汉王朝，汉明帝在其地设县。从此，他们与汉族人民的联系更加密切。

　　东汉时期，四川、云南西部、蜀郡西部的少数民族都相继归附东汉王朝。

　　西汉初年，东南的越族同中原的经济政治联系有进一步发展。秦末农民大起义时，闽越的首领无诸和东瓯的首领率越族人民参加反秦斗争，后又帮助刘邦打败了项羽。刘邦建国后，封无诸为闽越王。

　　南越地区广大，经济文化发达，物产丰富。秦汉时期，中原和南越一直保持着关市贸易，内地的铁器、耕畜通过关市输往南越，促进了南越农业生产的发展。

　　东汉时期，江南地区同中原经济、文化联系较西汉时更加密切。

　　4.汉与东北各族的关系

　　两汉时期，在我国东北地区，除匈奴族外，还有乌桓、鲜卑、夫余、挹娄、高句丽等少数民族。

　　乌桓是东胡部落联盟中的一支，西汉初年以来，活动在西拉木伦河以北的乌桓山一带。乌桓人俗善骑射，弋猎禽兽为事，随水草放牧，居无常处。他们也经营农业，种植耐寒耐旱作物。他们有勇健能理决斗人讼者为“大人”。乌桓部落还没有出现明显的阶级分化。

　　西汉初年，乌桓为匈奴冒顿单于所破，臣服于匈奴。武帝时霍去病率军击破匈奴左地后，把一部分乌桓徙于上谷、渔阳等五郡，设护乌桓校尉监督他们，让他们替汉军侦察匈奴动静。昭帝以后乌桓渐强，常常骚扰汉幽州边郡，也常常攻击匈奴。

　　王莽时，令乌桓部落组建军队出屯代郡，其妻子则由郡县留为人质。乌桓人民纷纷逃亡，他们的妻子被郡县所杀害，许多乌桓部落重新迁居塞外。东汉初年，在匈奴贵族的诱迫下，乌桓各部不得不依附匈奴。

　　公元46年，匈奴内部发生分裂，乌桓各部乘机摆脱了匈奴贵族的控制。南匈奴归附汉朝后，乌桓也向东汉政府表示臣服。东汉王朝岁给乌桓人衣食，让其与南匈奴助守边防，对付北匈奴和鲜卑的侵扰。乌桓各部实际上成了一支世袭的雇佣军队。

　　乌桓臣服东汉后，由于长期受到汉族经济文化的影响，在与汉族人民工相错居的密切联系中，社会性质有了变化，部落“大人”也变成世袭制，乌桓族封建化过程的逐步完成，使他们和汉族人民交融在一起，魏晋以后，就完全和汉族融合了。

　　鲜卑也是东胡的一支，原居住在鲜卑山一带，其言语习俗与乌桓大致相同。后南徙辽东塞外，没有同西汉发生直接关系。

　　东汉时期，乌桓归汉后，鲜卑亦渐有归降。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掠夺战争，使鲜卑上层分子变成富有贵族。公元118年，鲜卑内部发生分裂。

　　夫余人活动于松花江平原地区，从事农业生产，畜牧业也很发达。东汉时他们已进入奴隶社会。公元49年，夫余人携礼物与东汉通好，同汉的政治、经济联系逐渐密切。

　　挹娄人还处于原始社会末期。他们常依山穴居，种植五谷，纺织麻布。他们勇敢善战，据守山险。

　　高句丽人居住在鸭绿江沿岸山谷中，居民以狩猎畜牧为主，兼营原始农业。西汉武帝时，在高句丽设县。王莽时，令高句丽王驺发兵助汉攻匈奴，驺不受命。后来驺被莽军所杀，并贬高句丽王为下句丽侯。高句丽在东汉年间势力逐渐扩张，但同时汉人徙入高句丽境内的也日益增多，对高句丽社会经济的发展起着很大作用。

　　(二)秦汉时期的对外关系

　　1.丝绸之路的开辟

　　公元前3世纪，中国即以盛产丝织品而闻名世界，被称为丝国。中国丝绸经西北各民族之手贩运到中亚、印度。汉初，河西走廊间先后为乌孙、月氏、匈奴所占，西域绿洲各小国亦为匈奴所控制。汉与西方的道路难于通达。公元前133年以后，汉武帝先后设立酒泉、武威、张掖、敦煌四郡，沟通了内地与西域的直接交往。公元前119年左右，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汉使到达大宛、安息等国。此后，中亚、西亚各国也派使节到汉朝长安，进行贸易往来和文化交流。通往中亚、西亚的大道，有南北两条。南路从长安、金城出发，经敦煌、楼兰、于阗、莎车等地，越葱岭到大月氏，大月氏以西到达安息，即今天的伊朗，再往西到达条支(伊拉克一带)，最后直到大秦(罗马帝国)。北路从长安、金城出发，经敦煌、车师前王庭、龟兹、疏勒，越葱岭到大宛、康居，再往西经安息而达大秦。这两条中西交通大道就是后来的“丝绸之路”。

　　从1959年到1969年，“丝绸之路”的我国境内新发现了大批汉唐时期的文物。

　　2.汉文化的远播

　　秦汉时期，中外之间友好往来更加密切。汉族较高的封建文化传播到世界各地，各国人民的优秀文化，也丰富了中国人民的生活内容，从而促进了中国和各国经济文化的进一步发展。

　　(1)中国同日本、朝鲜等国的关系

　　中国在汉时期已与日本有了友好往来联系。汉武帝时，日本有30余国派遣使者和汉朝往来。这是中日两国使节往来的最早记录。公元57年，日本倭奴国遣使通好，光武帝以“汉倭奴国王”金印相赠。

　　早在公元前1 000多年，朝鲜和中国就有了频繁交往。战国时邻近朝鲜的燕、齐两地人民，曾迁徙到朝鲜。西汉初，燕人卫满被立为朝鲜王，统治朝鲜半岛西北部。汉武帝在卫氏朝鲜统治区设四郡。设郡后，朝鲜人民不断反抗汉朝的统治。但两国人民仍保持着密切的经济文化联系。

　　东汉时期，朝鲜半岛的南部有三韩，即马韩、辰韩、弁韩，他们都处在由原始社会向阶级社会过渡阶段。在东汉王朝的强烈影响下，走上了封建化的道路。

　　(2)中国同南亚各国的关系

　　自古以来，中国同南亚各国在经济文化上就有着密切的联系。秦汉之际，真定人(河北正定)赵佗占据南海、桂林等郡称王。汉武帝灭赵氏政权后，在越南北部设三郡，沿用赵氏统治方式。在此期间，中国人民同越南人民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很频繁。

　　东汉时越南北部设置交趾、九真、日南三郡。东汉初，征侧、征贰自立为王，这就是越南历史上的“二征王”。他们不久就被伏波将军马援的军队镇压。东汉政府在镇压二征王之后，在政治、经济等方面进行了一些改革，东汉先进的经济文化给越南以深刻的影响。

　　中国和印度早在公元前2世纪就有经济往来。中国古书称印度为“身毒”或“天竺”。张骞的副使到过身毒。

　　缅甸是中国西南的邻邦。公元2世纪或更早的时候，两国人民之间就有往来，从四川经云南可到缅甸。

　　东汉时期，印度、缅甸等国与中国的关系更为密切。公元94年，永昌境外的敦忍乙王曾派遣使者来访，双方互赠礼物。97年，缅甸北部的掸国国王派遣使臣向汉王赠送珍宝。东汉政府则以金印回赠。

　　公元131年，在今印度尼西亚境内的叶调国也遣使到东汉赠礼。在印度尼西亚发现有许多汉代的文物，说明当时两国间已有经济、文化往来。

　　秦汉时期，海外交通的重要口岸是番禺。当时，南海、孟加拉湾海上交通已相当发达，大秦王安敦的使臣就是在166年从海路经日南(今越南广治)来到中国的。

　　(三)异域文化的传入

　　中国与中亚各国使节的往来和国际贸易的发展，促进了异域文化的传入。商人们在将中国的丝织品西运的同时，也将中亚一带所产的毛巾等物运入中国。此外，还有汗血马、石榴等特产传入。这些物产的传入，丰富了中国人民的经济生活，增加了农牧产品的品种。

　　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归国后，就有大宛的使臣带着大秦的魔术艺人来到中国。中亚的乐器、乐曲也在这时传入中国。中国的雕刻绘画也受到某些外来的影响。

　　印度的佛教较早就在中亚各国传播。西汉时期，已传至中国龟兹、于阗等地。汉通西域后，佛教逐渐传入中国境内。至东汉初年，统治阶级中已有人供奉佛像。中国正式翻译佛经，是在东汉桓、灵二帝时。桓帝时，有安息僧人安世高来中国传译佛经;灵帝时又有印度沙门竺佛朔带梵典来洛阳，与大月氏人支谶合作译经。此后，佛教逐渐广泛地传播开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