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文登学校春季词汇班精彩文篇推荐(七)

【参考译文】

Ice-T：问题是否为社会责任…

(1)发行这本杂志的公司，怎么会制作出一张歌颂杀警察的唱片？

锯短了我的霰弹枪

把我的车头灯关上

我要几颗子弹开花

我要轰掉几个警察

死吧！死吧！猪！死吧！

(2)拉普歌手Ice-T的专辑《尸体清点》中的《杀警人》一曲，歌词就是这样。发行这张专辑的是华纳兄弟唱片公司，属于时代华纳媒体与娱乐集团的一员。

(3)　时代华纳公司的副总裁莱文投书《华尔街日报》读者来函版说明公司的立场，文中提出两点辩护。第一，Ice-T的《杀警人》被误解了。“这首歌并不燃点或颂扬暴力，……而是他以虚构的方式尝试进入一个人物的心灵……《杀警人》并不是呼吁别人枪杀警察，就好像老歌《弗朗基与约翰尼》并不号召被欺骗的恋人拿枪互射是一样的。”我们不应该“设法让表达讯息的人住口”，而应“仔细倾听他讯息中的痛苦的呐喊。”

(4)　这种辩护是自我矛盾的。《弗朗基与约翰尼》并未假装有什么政治“讯息”要人“仔细听”。要说《杀警人》有什么讯息的话，那就是：杀警察是对于警察暴力正当的回应。而且不是为了自卫，而是随便找个警察，有预谋的进行复仇行动。（“我知道你的家人在伤痛——Ⅹ他的。”）

(5)　杀警察是好事——这是歌词里表示得清清楚楚的，不管是对黑人文化的“更全面的理解”也好，街头的愤怒也罢，不论怎么解释都改变不了这个事实，这和埃拉?菲茨杰拉德用歌曲说故事的情形不同。今天的热门音乐常常如此：表演者与表演内容之间的分野被刻意模糊了。这首歌是政治宣传，很时显的是用来支持歌中表达的感觉的。特雷西? 马罗（Ice-T）自己也说过：“我吓唬到警察，警察也该被吓一吓。”这点应该是蛮清楚的。

(6)　时代华纳公司对《杀警人》的第二点辩护是常见的言论自由论：“我们支持创作的自由。我们相信艺术家或新闻记者要表达的东西有没有价值，并非取决于事先获得政府官员或企业检查人员的批准。”

(7)当然Ice-T有权说他爱说的话，可是这并不需要一家公司来为他提供一个讲台。而且公司选择这个讯息来促销，就不能以言论自由来推卸责任。判断力并不是“检查制度”。社会上太多“痛苦的呐喊”一直没有人倾听。这一个呐喊之所以被录下来，被促销，只因为公司旗下一个成功的艺人要录它。赚钱没有错，可是公司不能拿了钱就不负责了。

(8)《时代杂志》的创办人亨利?卢斯，如果听说他的公司应该提供一个没有价值标准的论坛来做意见交流，他一定会嗤之以鼻。在卢斯的制度下，编辑应该要做价值判断，同时宣扬他们眼中的真理。《时代杂志》离开卢斯时代的僵硬作风已经很远了——远到能容许像这一篇唱反调的评论出现。这种进化是好事，可是不能用它作为很好用的借口来抛弃所有的标准。　

(9)　公司企业当然不需要对获得公司授权而出现的每一个字都同意。如果时代华纳公司现在打算做“一支全球性的生力军，鼓励不同意见互相交锋”，这当然很好。可是允许不同观念并存的政策，并不是一张道德通行证。全国性医疗保健的利弊辩论是一回事，杀警察的利弊又是一回事。

(10)时代华纳公司也颇值得同情。它的确是“一支全球性的生力军”，媒体的触角遍及全世界。如果它由上往下冠上严格的价值标准，就会被批评为公司检查言论。如果没有要求标准，也会被批评为不负道德责任。这是两难的局面。可是在决定要做一股全球势力之先就该有人想过这个局面。

(11)另外还有一个无解的两难。不论《杀警人》本身的真实价值如何，如果时代华纳公司现在收回这张专辑，会被视为向外界压力屈服。这对全球性的集团来说是灾难性的先例。

(12)1989年时代公司与华纳公司的合并原意是要产生企业的倍数效果：整体的力量应该超过各部分的总和。《杀警人》引起的争议可说是负面倍数效果的实例。消费者对《杀警人》感到恼火，于是开始抵制电影《蝙蝠侠续集》。有一位评论家如此“赞扬”《杀警人》：“特雷西? 马罗的诗歌拿出弹簧刀，熟练地切断生命的颈动脉”云云。《时代杂志》也不仅被批评为愚蠢而已，甚至被称为腐败。资深的时代华纳公司主管们因为公司的产品而饱受攻击，他们还得为这些产品辩解——这些产品其实他们根本没有兴趣，也并不真正了解；而且，在争议爆发之前，肯定是根本不知道有这些产品存在。

(13) 无论如何，把《杀警人》当作“不同观念的交锋”来讨论——甚至当作贫民区真正痛苦的、愤怒的呐喊来讨论——本身就很荒谬。《杀警人》只是一项虚伪的商业制品，设计来以暴力影像刺激听众。它只是利用贫民区真实的痛苦来做进一步的刺激。特雷西?马罗是为了几个钱在做生意，和时代华纳公司没什么不同。《杀警人》对白人体制开了一个大玩笑，笑话中的笑点就是时代华纳公司痛苦的辩白：“我们为什么不去听听拉普音乐要告诉我们的讯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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