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生变身廉价劳力 竟以自杀抗议

　　“自从读研的第一天，我就预料到了这一天。”面对连续第二个没有休息的暑假，正在中科院某研究所读研的刘哲显得很镇静，“老板发话了，即使心里不想做，也没有办法啊。”刘哲所说的“老板”正是自己的导师。

　　自从引进西方的导师制度后，中国的导师和学生的关系也逐渐发生了变化，已经由原来的师徒关系，变成了现在的雇佣关系——导师是老板，学生是雇佣工和打工者。如果导师心情好就会给学生几百元的生活费，反之学生则只能“吃自己”。

　　刘哲说，像自己这样的工科研究生，从录取那天开始就意味着几乎没什么寒暑假了，整个读研期间最主要的内容不是自己的学术研究，而是帮老板做项目。

　　“我们早上八点钟之前就要到实验室，去老板秘书那签到，然后开始一天的工作，实验室反倒成了我们生活的主要场所，宿舍只是每天睡几个小时的地方。有时还要加班，要赶项目进度的时候，干到凌晨甚至通宵也是家常便饭。”项目大都是由“老板”决定的，他们很少有根据自己的研究方向和兴趣选择的权利，为了获取导师的认同和顺利毕业，刘哲和几个同学只能这样坚持着。“太优秀了对于研究生来说也是一种危险，做得太优秀就很容易被导师延期毕业，因为导师希望你再多帮他一年。”刘哲苦笑道。

　　读研刚刚一年的陈熠，已经参与了导师两套教材的编写工作。陈熠说：“读研之前，书在我心目中是很神圣的，长久以来，我认为写在书上的东西都是真理，对于那些印在扉页的名字，更是发自内心地崇拜，但现在完全不同了。我们几个同学全都是跨专业考研的，哪有能力编书啊?没办法，导师下命令了，就得硬着头皮编，不会就上网凑呗，自己都觉得好笑!”

　　除了给导师编书、写论文，很多研究生还得在导师本科生的课堂做助教。硕士毕业两年的张女士告诉记者，当初自己读研时就曾经帮着导师代过本科的课，“课前准备课件、课后批改作业，那一个学期的课基本都是我和同学轮流代导师上的。”据她透露，她身边有的同学还要到导师家里做饭、带孩子，甚至干保姆的活。

　　博士数量“世界第一”，业内自认“重量不重质”

　　据教育部有关负责人透露，我国研究生数量近年来猛增，1990年全国共招收研究生近3万人，2008年激增到44.64万人，18年增长了近14倍。2007年，中国博士生数量继续上升，已超过5万人，数量上已超过美国，居世界第一。

　　不过，喜人的数字背后也有不小的“水分”。据记者了解，从1997年至2007年十年间，排名各个领域前145个国家中，中国论文总数排在第13位，但同时，单篇论文的平均引用数却排在第117位。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学术批评网的主持人杨玉圣教授说，“论文数量急剧上升，但质量却在急剧下滑，这种现象应该值得教育界深思。”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丁东认为，造成研究生教育质量下降的原因很多。在教育产业化的风潮里，各地的大学和一些研究机构，看到研究生教育有利可图，都争着建博士点、硕士点，并不在乎自身学术水平高低。大学的教师也失去了上一辈的谦恭与自律，有没有学术造诣都要争当博导。有一批干部也来个双肩挑，成为博导、硕导，其实根本不知道学术研究和研究生教育为何物。

　　一位教育界人士也感叹道，伴随着商业化的入侵，一些学校存在着只重数量，不重质量的现象，有的甚至出现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卖文凭现象。“如此教育，怎能不祸国殃民?”

　　评价体制功利化，学生利益无法保障

　　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的储朝晖教授认为，师生关系的功利化，和导师的个人心态有关，更与其背后的体制有关。学校用科研项目、发表论文数量等机械地量化老师的工作，老师们都想在这个评价机制里面做得比别人好，不得不走向功利化。

　　导师热衷于搞研究、做课题，最根本的就是经济利益。一般来说，纵向课题(即政府课题，包括自然科学基金、社科基金、部委课题等)的项目提成一般都在10%，而横向课题(即和企业合作的项目)提成最高可达40%。也就是说，如果申请到1000万元的科研项目，马上就可以拿到少则100万元，多则400万元的提成。科研还没做，自己先变成富翁了。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高校教授表示，导师走向功利化，除了经济利益诱惑外，背后的教育评价机制就不得不提。中国的学位教育基本上是全进全出，很少被淘汰，这和发达国家有着很大的差别。硕士、博士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就可以获得学位，无论在欧美还是日本都是不可思议的。近年来，国内研究生大举扩招，令研究经费越来越紧缺，再加上“导师责任制”下论文发表的硬性要求，对师生双方都是一道紧箍咒，课题由学生帮忙做、著作由学生代编写似乎也成为研究生导师“必然”的选择。

　　另据记者了解，中国的科研机制也比较急功近利。国外可以允许一个教授10年不出任何成果，而国内的情况却是，几乎每个课题结项时都是“成功”的。等到了该交论文或专著的时候，却由于时间紧、任务急，就只能去牺牲学生的利益。而这一切，导师是受益者，却可怜了莘莘学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