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生就业难：名校应届硕士进国企月薪仅一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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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没想到我的第一份工作和农民工没什么差别……”天津某知名高校硕士王宁在走上工作岗位一个月后这样对记者说。这位名校硕士毕业后应聘进入一家国企工作，然而让她没想到的是，自己被安排进普通车间，与那些最基层的工人做一样的工作。一个月下来，这位从小就没干过什么重活儿、累活儿的女孩儿开始对自己的前途感到茫然。

　　与王宁有同样经历的高校毕业生并不在少数。记者了解到，在严峻的就业形势下，许多大学生放下身段走进车间、基层，甚至与农民工做着同样的工作，拿着相同的报酬。

　　硕士进工厂月薪1000多 大学白上了?

　　两个月前，王宁还是重点大学的硕士，在工作两个月后，王宁称自己是“硕士农民工”。毕业前，王宁与天津一家国企签订了就业协议。由于单位要求新入职职工要从基层做起，她被分配到了包装车间。上班后她才发现，自己工作的内容竟和一线工人一样，在流水线上给产品包装，薪酬也是计件工资。由于业务不熟练，王宁这两个月的收入平均不到2000元，还不如同车间的其他工人。

　　而最让王宁沮丧的是心理上的落差：“我以前一直很骄傲，自己学历高，又是重点大学毕业。可没想到现在和农民工干同样的工作，工资还没有他们多，而且这份工作与我的专业一点都不沾边，我觉得自己的学真是白上了。现在人家问我是哪个学校毕业的，我真不好意思说，怕给学校丢脸”。虽然沮丧，但王宁却还没打算放弃这份工作，“虽然从硕士变成了农民工，可我也要坚持干下去，毕竟现在工作不好找，不能盲目辞职。”

　　记者在对部分应届大学毕业生进行采访时了解到，目前有三分之一的人在从事与自己专业、求职意向并不相关的基层工作，一些人已经有离职的打算，更多的人则表示，因为“就业难”，他们还会继续从事目前的工作。

　　日前，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2009人口与劳动绿皮书》称：随着大学毕业生的增加和有经验青年农民工的抢手，两者工资待遇有趋同的趋势，甚至刚出校门的毕业生工资不及同龄农民工。这一点在很多刚刚工作的大学生那里得到了印证。在天津各高校的论坛上，不少刚刚工作的毕业生都在发帖诉苦，称自己毕业两个月来的工资远低于预期，一般都在两千元左右，扣除税费等，已经所剩无几。“我的老乡现在在天津做保姆，一个月的工资将近2500元呢，我每月的工资还不如保姆赚得多!”一名学生在网上写道。

　　据天津某服装制造企业人事部门经理介绍，因为实行绩效工资，该公司基层熟练的技术工人平均工资比刚刚入职的大学毕业生要高一半左右。“其实这样是一种正常的现象，大学生虽然有学历但并不一定有技能，对于像我们这样对技术要求比较高的企业，在薪酬的分配上是重技能轻学历的，当大学生和工人做同样的工作时，那些经验丰富技术好的工人业绩自然会更好一些。”

　　三大原因导致“民工化就业”

　　人力资源专家王新认为，整体经济环境影响、大学生就业难和“民工荒”是出现大学生“民工化就业”的主要原因。

　　王新说，自全球性的金融危机发生后，国内一些企业人员需求锐减，出现了裁员、减薪的情况，直接导致了2009届毕业生的求职困境。同时，近年来大学生就业难现象没有得到改善，这使得大学生在求职时不得不放弃理想的职业，本着“先就业再择业”的思路，从事基础性的工作。此外，因全球经济的影响和国内农村经济的发展，一些农民工不愿再进城务工，这使得一些技能型岗位对农民工需求量很大，在农民工数量不足的情况下，只有由急于找工作的大学生代替。

　　天津市人力资源开发中心的李西认为，相比原来大学生一味追求高薪、高职，如今从最基础的岗位做起对于意志力较薄弱且动手能力较差的大学生来说是有积极作用的。一方面这是多年来教育部门积极引导大学生转变就业观念的结果，对缓解大学生就业难和企业“民工荒”有积极作用;另一方面，做基层工作，对于“80后”的大学生来说，也是锻炼意志、培养技能的一个机会。

　　天津某高校学生辅导员刘立民老师认为，大学生选择“民工化就业”实属无奈之举，不能学以致用直接导致他们心理落差大，不利于今后的发展。企业在为学生安排工作时，要考虑他们的“术业专攻”，发挥他们的专业特长，让他们学有所用，用有所长。“民工化就业”可能导致很多大学生难以在一个岗位上长久地工作，流动性大，也不利于企业的发展。

　　天津市社会关系研究会的专家李平则认为，“民工化就业”反映出目前教育体制、人才结构等方面存在一些隐忧。首先，国家及家庭为培养大学生花费了巨大的成本，如果大学生毕业后用非所学，会造成极大的浪费。其次，“民工化就业”的大学生往往背负较大的心理压力，他们会认为自己多年的努力学习没有价值，长此以往，“读书无用论”将再次盛行;再次，大学生“民工化就业”现象，直接反映了目前劳动市场需求下降、供给过剩带来的就业压力，间接折射的却是人力资源总量供给矛盾、结构性矛盾及高等教育无序扩张、人才配置脱节断档等深层次矛盾。大学教育重理论轻技能，不能培养社会需要的人才;企业又不能给高校提供更多适合人才培养结构的岗位。要解除这些隐忧，必须在教育体制和产业结构方面进行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