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师门下的“冷宫”

　　就像一座围城，赵普一直在努力突出打杂的重围，二年级博士生张平则伸长了脖子想看看里面的风景，“虽然打杂工对于科研意义不大，但毕竟跟专业有所接触吧。”

　　两年多前，张平费尽周折，一往情深地投身于一位全国知名学者门下，没想到换来的却是孤独与凄凉，老板门下学生站在一起都是一个加强排，最要命的是，“老板还是个空中飞人，长期见不着面，对于几年的课题安排也根本不闻不问。”

　　虽然学校配了副导师，可这位年轻的老师自己也正为职称攒书忙碌，偶尔请教一下，张平都怕打搅他。

　　读博期间，张平过着图书馆、食堂、宿舍三点一线的生活，更多的时候，心情烦躁地玩着游戏，“感觉就像在冷宫里一样，虚度着青春年华”。

　　一位博士在受访中反复提到一个词——“孤独”，“做一个东西没有人和你讨论，有时候觉得做得很孤独，你出了问题就很难解决它，老是在上面打转。但是导师一般都很忙，很难碰到他。”

　　科研道路上，这位博士最大的感受就是形单影只，“有一种很大的孤独和疏离感”。

　　周光礼教授团队在调查中惊奇地发现，作为博士生培养的主要形式，导师和学生的交流严重不足：近13%的博士生每月与导师交流不到1次，每月交流5次以上的不到5%，还有3%的博士生反映从未与导师交流过，有人甚至从入学到毕业没有见过导师一面。

　　博士生教育代表了一个国家教育培养的最高水平。要么打杂工，要么进冷宫，这一最高层次的学历教育质量可想而知。

　　社会实践检验的天平显得客观而冷峻：50%的用人单位认为我国博士培养质量10年来整体上没有进步，“甚至还有下降趋势”。在对新进博士创新能力的评价上，用人单位认为“一般”和“差”的占68%。

　　定位之惑

　　数据显示，2008年，我国博士学位授予数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博士学位授予国家。我国在读博士生人数也由1999年的5.4万人增加至2009年的24.63万人，10年间增加了3.56倍。

　　在博导增长人数跟不上博士生扩招速度的背景下，传统的导师制已经不能适应大批量的博士培养，我国开始了从导师制到老板制的转变。

　　周光礼分析，越来越凸显的博士培养质量争议的背后，是现在我国的“博导制”既不同于欧洲的“导师制”，也不同于北美的“老板制”，是一个“不伦不类”的模式。

　　导师制源自德国，就是师傅带徒弟，它是言传身教的绝对精英教育，在学生规模很小的情况下，是一种非常有效的培养精英的模式，“几乎可以看成养金娃娃”。

　　老板制由美国开创，也就是首席科学家负责制，在一个团队里面只有一位教授和一群博士及辅助研究人员。负责教授用从国家拿到的经费来支付团队成员的开支。这是一种现代化大生产模式。

　　导师制的特点是：导师在博士的招生中权力很大，他说要谁就要谁，但是他的责任也特别大，因为招的人很少，学生带得好坏和自己的声誉是直接挂钩的，这种情况下导师的责权是统一的。

　　老板制是科研资源的一种配置方式，“雇佣关系”的一个重要前提就是，“它把育人、培养人才排在了更重要的位置上。”

　　因为规模很大，在招生的时候导师没有权力，采用的是程序控制，由一个委员会说了算，经过全面考核决定申请者是否成为博士;同时，专门委员会通过多次阶段考核来把关博士生质量。

　　一个突出的对比是，国内博士生基本都能顺利毕业，而周光礼教授在美国多所全球排名前30位的学校考察发现，“博士淘汰率高的可达30%到40%。”

　　“我们现在的问题是混合，一方面导师在博士招生、培养中权力很大，另一方面他不承担责任，产权不明晰，责权不统一。”周光礼教授发出呼吁，“这是两种体制转换之间出现的问题，需要对博士的培养制度进行再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