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东南大学在江苏高校中率先启动“研究生培养机制改革”，改革后，“大锅饭”式的计划内公费生被取消，所有的考生都需要缴费上学。但近日有报道称，从2010级新生开始，东大恢复招收公费研究生。与此同时，南京理工大学也开始悄然恢复招收公费研究生，“公费生的比例差不多占到2/3以上，给硕士生每月的补贴是250—300元”，2011年公费生的比例还将有所增加，目前正在争取指标。

　　如果这一消息确切，或将是对我国研究生培养机制改革的一次打击。就在去年，教育部还发布通知鼓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选择所属培养研究生的高等学校进行改革试点。那么，这些学校为何在试点改革三年之后，又回归到以前的制度呢?

　　客观上说，实行以“招收研究生不再区分计划内非定向、计划内定向、计划外委托培养、计划外自筹资金培养之分，代之以所有学生缴费(所谓公费、自费并轨)，同时配套奖学金和助学金制度”为主要内容的研究生培养机制改革，是大势所趋。其一，避免以入学成绩划分公费、自费，且一直将这种身份贯穿整个求学过程，失去对学生求学的激励;其二，避免多轨制中的不公平，防止有人通过运作将“自费”变“公费”;其三，加强研究生教育的过程管理，突出导师制的作用，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2007年，全国有17所高校参与了研究生培养机制改革试点工作，到2008年，这一试点范围将扩大到56所设置研究生院的普通大学。

　　然而，现实中推进的研究生培养机制改革，却没有达到以上效果。首先，高校在实行收费改革之后，虽然推出了奖学金制和助学金制，但奖学金并未成为吸引研究生报考的因素。原因在于，一些国外大学招生，考生可以同时获得多张大学录取通知书，然后根据各所学校的教育服务包括奖学金进行选择，而在我国，研究生录取模式与高考大同小异，事先要填报志愿，根据“笔试+面试”成绩录取，只能拿到一张大学的录取书。这也就意味着，考生无法根据奖学金多少来选择高校。他们首要考虑的问题，是能不能被这所录取，而只有在被录取、报到之后，才能知道自己获得怎样的新生奖学金。所以，在报考时，学生们关注的是学费，而不是奖学金。这也就是研究生培养机制改革被“误解”为收费改革的重要原因。

　　其次，研究生求学期间的奖学金评定问题多多。研究生奖学金既为学校统一评定，就需要有评定的标准，那么，各个学科、专业，不同导师带的研究生怎样评价水平高低呢?大多数学校的做法，在研一时，依据入学的“笔试+面试”成绩;在研二时，看的是学生研一的课程成绩以及研一所参与的学术研究活动表现和社会活动表现;在研三时，重点看的是发表论文数以及期刊档次。这样的评定，得到的结果是“课程学习好”、“在校期间撰写论文多”的学生就是优秀学生。然而，研究生是否要学那么多公共课程，是否应在求学期间发表论文，一直是一个富有争议的话题，尤其是发表论文，被普遍认为这是学校“行政指标学术”的结果，甚至迫使一些学生为发表论文而出现学术不端。由此看来，奖学金制度的实施，并没有在高校研究生中倡导出良好的学风。

　　再次，研究生导师资助制地位极为尴尬。研究生培养机制改革，十分强调研究生导师资助制的作用。然而，由于导师的教育自主权有限(硕士是在进校后选导师，导师在招生中没有选择学生的权利，在培养中，学生花很多时间学习课程、要按学校要求撰写论文)、学术自主权有限(学校学术资源由行政配置，教授没有参与学术管理、决策的平等权利)，再加上大学校内没有学术管理的基本机制(无法制约导师对学生的不公正评价、不合理使用)，导师资助制不伦不类，有的导师在导师资助制中，甚至肆无忌惮地把学生当廉价劳动力，有的教授则走向另一端，甚至干脆拒绝再当导师。

　　综合看来，新推进的研究生培养机制改革，确实还不如此前的政策——在招生中，公费学生知道自己是不交学费的，也就没有获得奖学金的压力;在求学中也不必为奖学金而去做一些无谓的“屈从”——于是，回归以往的政策，也就成为学校的现实选择。

　　这就如此前上演的研究生学制“由三年变两年，再悄然由两年变三年”的折腾故事，其反映的道理是一致的，即改革绝不能只是一个措施，而必须是一个系统。推进研究生培养机制改革，必须改革所有环节，包括招生环节、培养环节、管理环节，其基本原则应该是，扩大学生的选择权，建立真正的基于学术管理机制的、让导师有更多教育自主权、学术自主权的导师制，没有这些改革，研究生培养机制改革，只能停留在收费改革上，而这样的收费改革，必然以失败告终。

　　对此，大家不免质疑，为何学校宁愿选择回归，却不进一步根据存在的问题，而推进其他改革呢?这就是涉及到改革的关键问题——放权。进一步的改革，在招生环节，意味着把选择权给学生;在培养和管理环节，意味着把行政掌握的教育权与学术权交给教师们。可有多少行政管理人员愿意放弃手中的权力，去推进这样的改革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