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报：你当时怎么跟他们解释的?

　　陈晓原：我当时一下就哭了，请他们叫我先考试。他们一看我哭了，说怕影响考生情绪，就带我到一楼的监控室。我一边哭一边请工作人员帮忙，我要照顾家庭完成工作，还要复习，比一般考生辛苦好多，我说看在这个份上，请让我参加考试吧。但是工作人员说，“证件不全不能考试”。

　　我听到他那句话，头脑一片空白，一下就跪在那里了。

　　新京报：当时工作人员有什么反应?

　　陈晓原：我开始注意到有老师似乎有同情的神色，但姓赵的工作人员说，如果我不起来就以扰乱考场秩序为由让保安把我带离考点。

　　新京报：你跪了多久?

　　陈晓原：当时就怕误了考试，急得啥也想不起来。后来估计，前后交涉有15分钟。就在这时候，我妈把身份证送到学校大门口了，我当时发疯一样冲出去拿身份证，一边哭一边跑。

　　新京报：你拿到身份证后还没能参加考试?

　　陈晓原：我这次连教学楼都没进去，因为他们把门关上了，保安跟我说，开考已经超过15分钟，不能参加考试了。我哭着求保安，让我见见管事的监考老师，但是没有人管我。

　　新京报：当时是什么感觉?

　　陈晓原：绝望。我就想一头撞死在地上或者墙上。但我还有一点理智，知道自己还有家庭有工作。不能去考试，也不能去撞墙，真绝望啊，我就又跪了下去。

　　新京报：这次你跪了多久?

　　陈晓原：足有十几分钟。跪在寒风里，我心里比膝盖还冷。

　　新京报：跪着时想了什么?

　　陈晓原：我在想，他们怎么可以那么冷漠?一个6岁小孩的妈妈，只是犯了个小错，而且是一个可以弥补的小错。她哭着跪在地上求他们，可他们为什么一点都不动容。

　　他们一遍遍说，规定就是这样的，制度就是这样的。我知道制度是不考虑各种情况的，是不同情弱者的，可是，这些制度的执行者，他们怎么比制度还冷漠?

　　“希望规则制定者更好理解其内涵”

　　新京报：你刚才也说了，家庭和工作的压力很大，为何还要考研?

　　陈晓原：我是个医生，我们这行要求不断学习。我就想，如果考上研究生，学历提高固然好，就算是考不上，学到的东西一点都不浪费。这可以说是现在唯一能安慰我的地方。

　　新京报：你没能参加考试那么伤心，是不是因为这一年复习特别辛苦?

　　陈晓原：我工作本来就挺忙挺累的，回家还得照顾孩子，经常到半夜才能看书，看到凌晨一两点。我难过是因为觉得对不起女儿，对不起妈妈，对不起爸爸，对不起老公。

　　新京报：你的事情被报道后，很多网友留言对你表示同情，谴责制度缺乏人性化。

　　陈晓原：我很感动，而且朋友和老公也都打电话发短信安慰我。但我还得安慰我妈，她比我还难过，自责为什么不早一点把准考证拿给我。

　　新京报：不过，也有另一种声音，认为规则已经制定，不应有例外和通融出现。

　　陈晓原：我觉得规则的制定是为了维护良好的秩序，而让我参加考试并不破坏秩序。规则的制定者应该更好地理解规则的内涵，而非僵化处理。

　　我确实有过错，但监考方其实是没有尽到告知义务的，两者共同导致了最终的结果，在这种情况下，更应该给我一定的宽限才对。

　　新京报：明年还会考研吗?

　　陈晓原：我不知道，这件事情给我打击太大了。如果我尽全力而考不上，是因为自己能力不足，不会这么难受，但失去了参加考试的资格，我不能接受。

　　新京报：现在你想对那些监考人员说些什么吗?

　　陈晓原：我不想对他们说什么。我倒是想通过媒体来问问懂法律的人，我该怎么做才能让我的损失得到赔偿?

　　关键在于规则本身是否合理

　　陈女士的遭遇的核心问题不在于规则制定了要不要遵守，而在于规则本身是不是公正合理。规则是什么，往大了说就是法律，制定规则，就相当于立法。无论规则还是立法，都考虑到各种不同的情况，以保证有相对应的规定。监考规则中也应有各种突发情况该如何应对，否则，这就不是足够公平合理的规则。

　　但即使再详尽的规则也休想应对所有的突发情况，这就要求监考规则中还必须赋予监考官以自由裁量权，允许监考官在其职权范围内对突发情况做出变通的处理。

　　如果监考规则没有做到以上两点，那么这就不是一个好的规则。

　　至于规则要不要遵守，这是不言而喻的，必须遵守。如果监考规则规定监考官没有自由裁量权，又规定迟到15分钟不准考试，那么理论上迟到15分01秒都不准考试。

　　陈女士提到谁该负责的问题，查看监考规则，看看监考人员有没有违反，如果违反了，就是监考人员负责。 周孝正(中国人民大学退休教授)

　　本报记者 孔璞 北京报道

　　(孔璞 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