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媒体报道，教育部已经正式决定，自明年起在全国各高校实行研究生教育收费制。教育部一位负责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研究生教育收费改革是“合情合理”的。因为研究生教育本来就是非义务教育，个人理应承担费用。然而，从近期各大高校网站论坛的讨论看，这一看似合乎情理的改革仍然遭到质疑。

　　首先，客观上讲，研究生教育收费改革，无形中抬高了穷孩子接受更高层教育的门槛。偏远地区农村的孩子，本来在起跑线上就已经输给了城市里长大的同龄人。他们进入城市接受四年本科教育，远不足以弥补早期教育所造成的在素质上与城市孩子的差距，在竞争已近白热化的人才市场上将再次输给同龄的城里人。这也是近些年诸多农村出来的大学生选择继续就读研究生以进一步提高素质教育的一个重要原因。而研究生教育实行收费，这无疑将迫使他们中许多人只能放弃接受更高层次的教育，找一个回报率很低的工作。这反过来又会影响到贫困农村家庭的人力投资行为：因为高等教育费用已经让这些家庭不堪重负，本指望孩子毕业后能有一份尊严、体面且收入较高的工作，但事与愿违。所以，这种负面的示范效应将使更多的后续家庭不会投资于孩子接受高层次教育之上。长此以往，农村与城市在教育方面的鸿沟势必越拉越大。面对这种可能的后果，研究生教育改革也应该与其他改革举措一样，关照到“中国由世界上最大的城乡差距”这样一种现实。

　　然而，这还不是最重要的。我认为，更应该令人深思的是，从研究生教育收费改革中所透露出的某些信息，甚至关乎改革的程序正当性问题。

　　应该承认，中国教育部关于研究生教育收费的解释是成立的。然而，研究生教育收费改革的逻辑合理性并没有贯彻到其它教育改革领域。教育部既然认为非义务教育阶段个人理应承担费用，那么，从逻辑合理性的角度，很容易得出另外的结论：义务教育阶段应该由国家承担费用。然而，当下中国教育的现实却是，义务教育并不义务，也成了变相的收费教育。既然政府没有承担起义务教育阶段应有的义务，又何以单方面要求老百姓必须承担起非义务教育阶段出资的义务?

　　其实，研究生教育收费作为一项改革举措，其出台的程序背后就已经隐含了某种不对称博弈规则。据媒体透露，研究生教育收费改革的“始作俑者”是身为湖南人大代表的谢佑卿。在2002年3月6日下午召开的九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一次讨论会上，他仅仅以个人建议的形式提出了“关于研究生大部分教育费用应以个人自理为主”的主张。结果，人大会还没有结束，14日上午，教育部有关方面就向谢佑卿代表正式书面答复，感谢并采纳了他的建议。而与此相对比的一个严峻的现实是，连续几年的人大会，都有代表按规定程序联名提出农村义务教育应该免费的正式提案，却迟迟未得到落实。

　　由研究生教育收费改革联想到其他各方面改革举措，我们不能不对以下情况抱以警惕：因为改革主导与控制权的不对称性，可能造成改革过程中成本分摊与收益分享的不对称性。主导与控制改革路径的强势群体，可能首先想到的其实并不是改革合理性与否，而是想到改革的成本由谁承担，改革的成果由谁分享。从而在选择改革路径时，有利于自己的改革就推行，而不利于自己的改革就迟滞。

　　新制度经济学一向认为，改革作为一个制度变迁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广义上的权利重新界定的过程。而权利的重新界定，必然造成利益格局的调整。这正如科斯所指出过的，“政府对权利的任何重新界定，都不可能达到双赢，而必定是有利于一些人而不利于另一些人”。正因此，科斯曾经深刻地指出，“经济学家与决策者都要清楚我们讨论的问题具有交互性，即避免对A的损害将肯定会损害B的利益。我们必须决策的真正问题是，这个社会到底是应该允许A损害B，还是允许B损害A?”由此，对于包括研究生收费教育改革在内的任何一项改革举措，都不应该以其逻辑上的合理性，而掩盖了背后更重要也更具真实性的利益关系。惟其如此，才能更好地找到为改革所涉及到的利益各方都能接受的均衡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