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教育部第一次在清华大学等高校推出“自主招生”试点，打破大学按照高考分数统一划线录取的“一元选拔模式”，并延续至今。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推进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给高校自主招生权打开了更大空间，高校自主招生权越来越大，这是将来招生改革的主流。上海科技大学甚至宣布，2014年在全国招收200名本科生，很可能全部实行自主招生。

　　12月，中国人民大学招生处原处长蔡荣生涉嫌招生贪腐案发，贪腐重点就在自主招生环节，社会开始质疑，自主招生的腐败空间到底有多大。

　　教育部在蔡被查后说，自主招生前提是要进行阳光招生，要公开公示，确保公平公正，如果哪个高校出现违纪违规会严肃查处。

　　如何把高校自主招生的权力关进牢笼，使其向良性方向发展，避免招生腐败，本报记者采访了教育部前新闻发言人、语文出版社社长王旭明。

　　“首先自主招生要公开透明，其次要落实惩罚措施，如果有贪腐，不仅惩罚招办主任，也要追究校长书记的监管责任;第三，招办主任这样的重要岗位选人必须慎重，注重品德，而且必须轮岗，不能长期让一个人干。”王旭明开口就出了三招。

　　“自主招生不是我们的独创，全世界绝大多数高等院校都如此招生。制度本身没问题，设计者的初衷也很好，是浑水摸鱼的人玷污了制度。人常说，好经被坏和尚念歪了，我说，经是好经，但设计者要看看您底下的都是些什么和尚，如果不管和尚的实际水平，只管经好，这不行。所以自主招生制度走多快，空间多宽，不能忽略中国国情，尤其是在当下道德环境还不够完善的阶段。”

　　王旭明建议，扩大高校招生自主权，不是任意开放，一定要建立完善的规则，并公开透明，接受社会公众的监督，不是学校想招谁就招谁;同时要建立相应的监督惩罚机制。现在高校内部权力相对集中，且缺乏有力监督，极易形成寻租空间。

　　“高考是社会最干净的一块土壤，招生腐败恰恰是对高考制度的最大亵渎，必须严处招生腐败。校内中层干部的监管责任，必须由书记校长和校纪委负责，一旦出现腐败，除了严惩招办主任，校长书记等领导，也必须追究责任，不能让他们任人唯亲甚至为腐。”

　　王旭明举例，人大招生贪腐，群众早有举报，为什么这么多年后才被发现，恰恰说明我们的监督机制出现了问题，需要完善。

　　“我一直呼吁，对高校的关键部门和岗位，比如财务、基建、招生、后勤，这些有钱有权的部门，把关要严，要实行轮岗制，如果接到举报，要及时检查。”

　　“学校的关键部门轮岗，少则3年，多则5年，同时要请第三方每年进行审计，绝不能再出现人大这样，一个人被连续举报，还连续干了近10年的‘奇迹’。”

　　一位招办主任说，招生是个良心活，要选有良心的人来干。王旭明表示赞同，但他更倾向用制度来约束人。“良心，很难考量，所以对道德的约束不能过度依赖，还是要靠监督，靠制度。选什么样的人当招办主任，要有明确的一二三四等规定，还要有轮岗制，回避制，约束制，避免他胡乱作为。”

　　他建议，高校可以借鉴国外自主招生的一些办法，比如上海纽约大学向纽大学习的“校园日”活动等，“我们现在的一些办法就是借鉴来的，但公开透明度，才是自主招生能否顺利进行的关键，一旦发生不公开不透明的，不该招的进来了，该招的进不来，就要对这个高校挂黄牌警告，要给相关书记、校长处罚，严重的甚至停招，不然大家都觉得能混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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