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京都大学iPS(多能诱导干细胞)细胞研究所近日的论文造假事件再次引起人们对学术造假的讨论。从已有案例看，无论日韩还是欧美，造假者均被严惩，为何仍不断有人不惜拿自己的学术生涯去冒险?

　　被发现的只是冰山一角

　　“首先，论文造假被发现的概率极小，绝大部分论文不会被关注或重复。”中国社会科学院科学技术和社会研究中心研究员段伟文分析，“从理性算计的角度看，当造假的预期获益大于风险时，科学家就有可能铤而走险;从非理性角度看，成果发表的压力也可能令其一时利令智昏。”

　　与假冒伪劣商品不同，造假的论文更具隐蔽性。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监督委员会主任陈宜瑜此前曾表示，近几年科研诚信不端案例中，常识性错误减少，伪造、篡改、抄袭等典型的不端行为在减少，明知故犯的案例在增加。

　　主观的不端行为更加隐蔽和难以调查，同时，科学前沿的不确定性使造假和失误的界限变得模糊，也让造假者心存侥幸：即使被揭穿也可以用失误来辩护。事实上，日本理化学研究所前研究人员小保方晴子一直未承认造假。在其手记《那一天》中，她表示：“在STAP细胞的研究中，我完全被细胞的不可思议之处所深深吸引……在论文写作中，并没有想要欺骗性地制图……”

　　职位、经费、声誉……想要的太多

　　正因难以被发现，专门记录全球被撤回论文的博客“撤回监控”的创始人奥兰斯基认为，外界所知道的学术不端行为只是冰山一角。在这一情况下，“由于同行竞争和申请经费的压力，部分研究者开始投机取巧，编造数据或抄袭他人成果”。

　　多年从事科研诚信研究的华侨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教授王阳告诉科技日报记者，学界很少以个人主观动机作为研究对象，“它的定量研究很复杂，定性描述的话，主要是职业、经费压力，或是极度追求荣誉感和成果”。

　　“人们并没有意识到，科学研究也在逐渐演变成一种商业行为。”在多篇论文中编造数据的荷兰心理学家德里克·斯塔佩尔曾坦诚表示，“资源有限，你需要拿到经费，而竞争十分激烈，人们为了得到这些钱不择手段。没错，科学是为了寻找真相;但同时，它也需要你去沟通和营销。我们都是说辞相似的推销员，跟个马戏团差不多。”

　　长期研究学术不端现象的加拿大学者丹尼尔·范纳利则分析，除了一时软弱，如不想令雇主失望，或竞争压力大等原因，还有少数人则因极度自恋、渴望快速成名而不计后果去造假。

　　华中科技大学(分数线,专业设置)生命伦理学研究中心执行主任、人文学院哲学系主任雷瑞鹏也从这一角度进行分析。“黄禹锡、小保方晴子、山水康平等人的研究领域都是干细胞，而干细胞生物学是一个让人热血沸腾的领域，谁能率先取得突破谁就能对人类产生巨大影响，对科学家来说，这种荣誉感和成就感的诱惑极大。”

　　知名科学家更爱惜羽毛

　　如果说大部分科研人员是迫于职位、经费压力造假，那么黄禹锡等已享有较高声誉的科学家又为何走这条路?专家表示，原因也不外乎上述几种。“不论在什么科学背景下，学术权威因造假而被查出的概率比普通科研人员低。”段伟文指出，“这更强调了科学家良知等内在制约的重要性。”

　　“是否有名是其次，主要还是因为个人的英雄概念。”担任过政协委员的华东师范大学教授高抒曾多次在全国两会上谈及学术造假，他分析，“比如已经当上教授的人有一定成果，但可能离他本人认为的英雄还差很远。”

　　在王阳看来，知名科学家造假的案例较少，“除了黄禹锡你还能说出谁?小保方晴子出事前并不是特别出名，只是名气大的一旦出事就被广泛报道，而更多普通案例则不会进入公众视野。”

　　“大科学家更重视声誉。比如最近有诺奖获得者主动要求撤回论文，他们的团队成员是第一作者，且第一作者可能认为数据没问题不愿意撤回，但他们还是坚持这么做了。”王阳说。

　　“科学家探索的动机各不相同，有的不尽纯粹，因而必须建立严格的不端行为查处与追责机制，形成制度和文化上的压力，迫使科研人员及时打消造假念头。”段伟文最后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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