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论述地理条件对中国文化的影响。

　　(l)广大地域决定中国文明的道路和文化方向。中国大陆的整体性，影响着中国文化的走向统一，地域广阔的大陆又一定是一个人群林立的世界：中国文明时代的开始，家国社会的建立，正以这样一个基本情况为前提。中华祖先在创建它的古代文明时，首先面临着大地域上人口构成多族群的特点。在中国，战争征服是有的，但最终古代文明的成功依靠的不是战争，而是联合与融会。

　　(2)广大地域与对天下统一的追求。分裂与统～是中国历史的两大现象，统一总是占主导倾向的追求。这样的追求来源于广大地域上人群的迁移及人群间许久以来的相互交流。甲骨文中就有“四方”的明确记载;大体从商朝开始，王朝就已按着距离的远近，对天下人群采取不同的政治策略;西周时，“天下”的观念已十分清晰;以后历朝历代的皇帝，无不以边远的四高民族的“来朝”为荣耀。“天下”观念的一个重要作用就是追求统一，追求统一始终是政治观念中的基调，也是历史的基本倾向。天下一家的大一统意识，是威力持久的中国理念，对中华民族的不断发展壮大，曾起过重要作用。

　　(3)地缘特征与中国文化的历史命运。这里的地缘概念，不同于现代的领土观念。它所指的是当中原文化中心形成后，与北方范围更加广阔的草原游牧文化之间的关系。从地理的角度观察中国文化的历史发展，应特别注意与北方边地草原人群的地缘关系，那里藏着中国历史命运的重要秘密。在西北方向，帕米尔高原在相当长的时期里，分隔着东方与西方两大文化世界。

　　但在更近的北方，中原文明必须长期面对一个由草场、山地、沙漠、戈壁构成的辽阔的地域，和以游牧为基本特征的文化区域。这个辽阔的地域，向北可以延伸到今俄罗斯的西伯利亚，西连中亚乃至东欧平原，东接中国的东北和今俄罗斯的远东地区，那里是森林密布的寒冷湿润地带。这是一个巨大的扇面形地带，居住着很多古老的人群。

　　广阔的蒙古高原，是这些民族与中原发生关系的“前台”。在这个前台上，截止到蒙古族人兴起，没有一个民族是它的固定主人。从文献记载可以看到，最早的人群是严优，之后是北狄，秦汉以后有匈奴、鲜卑、突厥、契丹、党项、金以至蒙古、满族。

　　(4)中国文化的历史命运。草原民族除满族之外，基本都是在前一个民族迁徙，草原出现“真空”状态时，从原来的居住地大举跃进，充当新的草原主人。在中原政治兴旺时，他们送巡于它的周围，学习着中原文化制度，有的人群还被强大的中原王朝击溃，或远徙或内迁;当中原朝政陷于混乱衰弱时，他们便大举进攻，进而人主中原，造成中原因有居民的向南迁移，而他们则成为中原文化的接受者和新的创造者。

　　在短暂的迟滞后，文明沿着中原固有的文化方向升温、繁荣。隔一二百年或更长一点的时间，上述的情况再重复一次。这样的重复，却是多次发生。这就是中原文明的历史命运。这命运的形成有其深刻的内涵。中原文化，带动着地域更加辽阔的东亚文明的同步化发展。

　　五、试论述地域文化对统一文化的作用。

　　(l)正统文化的主导作用：一种社会文明，总有它正统的精神文化主导着该文明的文化方向。

　　(2)地域文化对正统文化的作用：地域文化是正统文化的资源。从逻辑上说，一开始没有所谓正统文化，中原文化当初实际只是一个地域文化。它是经过一定的吸收融合后，才上升为一种正统文化的。所以，地域文化是正统文化的资源;正统文化不能离开特定地域人群对它的接受、理解以至发展。

　　(3)地域文化相互交流的意义：地域文化的相互交融，可以产生文化的典范人物、典范著述，从而推进正统文化，并作用于地域文化的发展。历代京城，都是八方荟萃之地，不同地域的人们汇聚京师，互相交流，互相观摩，互相影响，各竞优势;在这样的环境里，特别能产生文化的“国手”。他们在为同一的文化做出贡献的同时，影响着本土后人的价值感。荣誉感。不仅是京城，任何交通便利的都会、城镇都有这样的文化功能。

　　(4)特定地域文化的保存作用：历史悠久的国家，有时也面临着各种深度的灾难，我们的文化从未断绝，地域性的保存之功实在不小。

　　六、简论古代利用自然方面的成就。

　　古代改造利用自然的成就有以下几项：

　　一是土地的开垦，二是水利的兴修，三是运河的开凿。

　　(l)开垦土地。历朝历代都极其重视土地的垦殖。与土地的开垦相伴，古代相当重视对土地的深度利用。先秦时期的魏国曾有李俚的“尽地力之教”，由政府督导农民提高单位亩产量，表现出集约经营的特点。汉武帝时期曾有“代田法”和“区田法”的推广，大幅度提高了亩产量。区田法在明清时期盛极～时。深度利用土地的意识加强，导致了一种“量力而行”的经营观念的出现。

　　西晋的傅玄和北魏的贾思想，都提出过注重提高单位产量，而不要过分依靠开垦土地增产增收的主张。贾思船在《齐民要术》中更明确地说：“凡人家管田，须量己力。”在中国古代文献中，关于农业科技方面的书籍特别多，广泛记载着劳动人民在农业方面的智慧，是一笔重要的文化遗产。

　　(2)兴修水利。水利的兴修，不仅关系着农业的兴衰，而且关系着环境的美恶。唐宋时期，正是由于大量兴建败塘水利工程，江南农作物产量才大幅度提高，最终在后中期以后，南方成为经济中心。在西北地区，在南方经济出现之前的先秦两汉时期，曾兴修过郑国渠。白渠、六辅渠、龙首渠等水利工程，将任、洛、渭之水引入广阔的农田。

　　在宁夏地区所形成的引黄灌区，直把“斥卤不毛”之地，改变成“塞北江南”。在太行山以东的晋、冀、鲁。豫地区，众多的水利灌溉工程，使这～广大地区成为当时的经济中心地带。西北的水利系统，还起着保护环境的作用，众多的水渠，将黄河及其支流的水引进农田时，也起着降低黄河泥沙含量的作用。那时的关中地区，良田千里，是全国最富庶的地区之一。

　　(3)开凿运河。开凿运河是古代改造利用自然的另一项重要举措。中国开凿利用运河的历史非常悠久。春秋战国时期，楚国、吴国、齐国、魏国都有运河的修建，如邓沟、鸿沟等;吴国的运河已经与黄河、济水相接。秦汉至南北朝，也多有运河的开修。秦汉时有连接湘江、漓江的灵渠，加强长安清运的游渠、阳渠，纵贯河北平原的白沟、平虏渠、泉州渠及新河、利游渠等等，还改造了先秦旧有的各水运沟渠。魏晋南北朝连接江、淮、河、海的运河网已经形成。

　　隋唐时期，沟通南北的大运河体系已经形成。隋朝大运河西以洛阳为中心，向东分成南北两支：偏向东北的～支称永济渠，北达琢郡;偏向东南的一支称通济渠，南与山阳读、江南河相连，直达余杭。唐代中期以后，大运河的偏南～支运输江南来的粮食，成为维系唐帝国命脉的交通线。北宋的运河以开封为中心，仍然以洋河(通济渠的改称)为重要的经济补给线。另外还疏凿了广济河、金水河及惠民河，与体水共称“通潜四渠”。

　　随着沟通南北东西的大运河体系的开通，一系列大小城市沿河兴起，如宋代首都开封(古称东京体梁)、扬州等，扬州城称得上当时最富裕的城市之～。宋代所以把都城建在属于平原地区的开封，也主要就是为了沛河的水运。元朝又有京杭大运河的开通，北起通州，南达杭州。这时的大运河基本是南北方向。沿着运河有通州、河西务、临清、济宁。淮安、高邮等～系列新的城市的繁荣。清朝后期，因黄河泛滥和海运的兴起，京杭大运河走向衰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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