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矿工走到国资委书记：自考是一辈子的事情

　　1980年，北京在全国率先创立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制度。市、区、县自考办相继成立。当时，已调到矿务局党校的张凤朝从报纸上看到了消息，从广播里听到了喜讯。藏在心底的大学梦被唤醒了。
　　1981年春，张凤朝与时维分别任党校教研室正副主任，同在一个办公室。他俩相互勉励：“考！一次不合格，下次再考。不管三年五载，一定坚持下来。”
　　他毫不犹豫报考了工业经济管理专业，这是工作需要的专业。对于自考，他有信心，感兴趣。第一次报考就直接奔本科。但抽出时间太难了，忙啊！当时，他已33岁，是两个女儿的父亲，又是更高一级的基层干部。家事、公事千头万绪，忙了一天，晚上读书累得够戗，常常没看完预定的内容就睡着了。
　　他干脆闻鸡起舞，起早自学。考前两个月，几乎每天清晨4时半，张凤朝房间的灯光就会最先亮起。他起身披上衣服，坐在被窝里台灯下看书。桌上，堆着一本本教材，他在书上圈圈点点。女儿说，爸爸在家的日子，每天早上睁开眼睛看到的都是爸爸伏案读书的背影。家里的电视机每周只开一次，那就是周六夜晚。全家人都伴着书香过日子。
　　第一科考哲学，时间太紧，指定教材没看完，看过的部分也糙得很。临考前，张凤朝患重感冒，持续高烧一个星期。他睡在床上，稍一清醒就拿起枕边的书看上一段。考试那天，烧退了，但人已软了，他还是支撑着进城赴考。这门课，他考了79分，过了。这得益于平时爱读书的习惯。他本科专科花插着考，4年后，他考过了十一二门，基本都一次通过。到1984年上半年，70学分的大专拿够了。最难的是数学，微积分、线性代数和概率论一块考。结果，没过关。
　　考务更重了，他工作更忙了，加上教材与命题分离，他拿了115学分后(本科需130学分)停止了自考，攻读了党校研究生。
　　但自学考试对他的影响却是一辈子的。只要一有空儿，他就读书。家里最老的家具是书柜，最新购置的也是书柜，个个满满当当。床头、桌上到处是书，连卫生间也不例外，就为看着方便。茶余饭后自不必说，就是吃饭的时候，也往往一手拿筷子，一手拿书报，顾不上夹菜。遇到精彩段落还会抬起头来跟老伴韩淑云和两个女儿说说，读书的快乐与亲人分享。有时，老伴和孩子会嗔怪地说他平时总不回家，回家就离不开书，书比她们都亲。
　　他常自嘲：好读书，不求甚解。但那看似不经意的浏览中有着日积月累的积淀。同事说，他讲话不用别人代笔，也往往没有讲稿，拉个提纲就说，却是入情入理，妙趣横生，大家都很爱听。北京市区县局领导的调研报告和党课，他都获得过一等奖。报纸、电视台大炒了两年弄不清的延庆山区石室之谜，就是他在翻《水经注》时无意中发现了来头，谈笑中写了一篇文章，揭示了石室建造的年代、功能，被《北京日报》刊登。
　　他说：“我参加工作后的系统学习还是在自考阶段。自考，是很好的学习机会，很好的学习经历，也确实学到了知识。”在市规划设计院，专家型领导问他：“您是学规划的？”北京银行的同志反映他讲的是内行话。他总诚恳地说，我是挖煤的出身。他从内心认为，这仰仗自学的兴趣、自学的习惯和自学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