妈妈曾经说：靠山山倒、靠水水流。她不知道，对于我们家和她本人来说，她自己就是一座山、一条河！她的撒手人寰，使我们家顿时陷入了瘫痪。因此，在我的生命里，我不靠山也不靠水，只靠我自己。

        2003年9 月25日，我向我供职的《妈咪宝贝》杂志社请假，去位于北京市海淀区皂君庙甲4 号的高等教育考试院领取我的文学学士学位证书。这个学位连同本科学历对我来说， 真是意外的收获，因为1987年我来北京的时候，根本就没想到自己能活下来，更别说接受高等教育了。

        在此，我想通过自己的故事告诉大家：不管你的起点有多低，只要你不放弃，只要你拼命努力，你的“白日梦”终有实现的一天！

        求生：去北京，活下来！

        我出生于1972年，老家在河南省淮滨县涂营乡洪营村。我是家里的第四个孩子，有两个哥哥、一个姐姐和一个弟弟。我们王家是个“大户人家”，父亲有很多个兄弟，我也有很多的同辈人。我的童年美好幸福，享尽了父母的宠爱。

        然而，从开始懂事起，我的生活里再没有了阳光和欢笑！因为父亲在外面有了别的女人，父母经常吵架。

        在这场旷日持久的家庭战争中，我们5 个孩子都倾向于母亲。但是，“王家大户”几百号人大部分都“护短”，任何情况下都是父亲有理。为了逃避这纷乱恼人的环境，大哥读完中学后便住校不回家；姐姐给小姨家看孩子，长年在外；二哥则“一心只读圣贤书”，对外界概不过问。我开始对他们的争吵发表自己的意见时是9 岁，那时，母亲备受屈辱又无人诉说，常常抱着我哭：“靠山山倒，靠水水流啊……”

        见父亲对这个家不负责任，我便向他发出质问：“你连自己的家都顾不过来，为什么还管人家？”这下可捅了马蜂窝，立即被“王家大户”的男男女女指断了脊梁骨：“小小年纪就这么‘武义’，将来长大了也是个不孝的货……”

        那是一种怎样的日子啊！而惟一能让我高兴的事是可以读书。真感谢我的小学校长丁厚宽老师，小学二年级时，家里拿不出2 块钱的学费我被迫退学，是他硬将我拉回学校，找上届的学生借来旧书给我用，费就免了。这样，我读到了洪营小学的最高年级：四年级。五年级时转到了任楼小学，丁老师打过招呼，再加上我的考试成绩是全年级的前三名，班主任陈国华用自己的工资给我垫了5 块5 毛钱的学费，并让我当了学习委员。

        五年级开学后，我就愁上了：明年要读初中了，学费、住校的生活费怎么办呢？两个哥哥一个高中、一个初中，家里有限的钱都给了他们。我是多么渴望能够跨进中学的校门啊！我决定自己想办法。冬天时，我跟比我大六七岁的孩子们一起去小麦地里挖荠菜卖，挖回来养在水里积攒着，每星期六卖一次。平时5 分钱一斤，贵时能卖到1 毛5 ……

        接到涂营中学的录取通知书时，才知道攒下的9 块钱离第一学期的学费还差3 块。拿着9 块钱我找到丁老师家，他给了我3 块钱，并哽咽着说：“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呀……”。

        但我的中学生涯很快就随着母亲的去世结束了！母亲患上了食道癌。为给孩子节省学费她从没去医院看过，等到从嘴里大口往外咯血时，已经是癌症晚期了！

        那时，母亲瘦得不成样儿了，吃什么都吐，甚至喝口水都不行。最后7 天，她虚弱地连坐的力气都没有了，我用麦草临时铺成地铺坐在她身后依着她日以继夜。1987年，55岁的母亲含恨而去。

        没有母亲的日子该怎么办？我站在堂屋中央，8 岁的小弟牵着我的衣角……自杀的念头慢慢在心头清晰起来。“可怜我白来人世一趟，什么都还没有开始便要走了……”想到这里，我双泪长流。但冥冥中似乎有神灵相助，“不到长城非好汉！”小学课本里的这句话突然从脑海深处闪出。我何不去一趟长城呢？或许我能够活下来。再说了，母亲疼我养育我，她绝不希望我这样做。

        我要去北京！我要活下来……

        工作：换了又换

        一腔豪情被现实击碎：北京人海茫茫，而我举目无亲，如何生存呢？难道别人都能活着我却得饿死吗……

        到北京的第一夜，我在日夜有哨兵站岗的人民大会堂北门长久地徘徊。我的深夜不归引起了哨兵们的注意。在这里，我遇到了一个人，他的出现成为我生命中的一个转折点。

        他是河南许昌人，一个来接班的哨兵。听说我的事后，他马上说有个老乡在餐馆当厨师，正在招服务员，并让我先去北京站呆一夜，第二天一早带我去。我永远记得他浓浓的许昌口音，他的话对我而言不啻于天籁……

        在北京站候车室，命运之神又将我推到了另一个人的面前。一个保定女孩认定我也是出来打工的，问我可愿意跟她结伴去北京站东边的‘人市’（自发的劳务市场）找活儿，我毫不犹豫地答应了。在“人市”，我找到今生的第一份工作：在丰台一家叫“好再来”的餐厅当服务员，每月60元。这么多钱！我高兴坏了，当时我初中的班主任每月才挣65元。想想看，我现在能活下来，还能挣那么多钱，真好啊！

        每一回拿了工资我只留下买生活必需品的钱，其余全部寄给哥哥读书。1988年10月我换到了西城区佟麟阁路“李记家常菜”餐厅，这儿的老板有个规矩就是不管谁来先压两个月的工资，走的时候再给。两个月来我没钱寄给哥哥也没写信，我太累了！早晨4 ：30起来忙早点，白天又端盘子洗碗包饺子，晚上关店没有固定时间，直到最后一个顾客离开。这种劳动强度，常使正在长身体的我站着干活就想闭会儿眼睛。那时最大的心愿就是有一天不用上班好好地睡一觉，直到自然醒。这是一个16岁女孩子的心愿。二哥不知情来信只跟我说：“你以后别老随便换地方，我找不到你。一个月前我就弹尽粮绝了……考试时人家都有手表可以看时间……”

        当我知道他用我挣来的血汗钱买礼品送给他喜欢的女孩子、把手表孝敬了女孩的哥哥时，我在心里对自己说，我再也不给他一分钱！这时候我已经供了他3 年，他也读了两回高三，准备再读。那时他常对周围的人说：“你以为我真考不上？是有人扒我的分顶替了我！”神情早已不大正常，女孩母亲家见他神经兮兮考大学无望遂将女儿嫁给了别人。

        1991年暑假，我在“哈尔滨投资专科学校”读大一的同学陈萱回家路过北京找我，我带着她去西四我上班的东方服装店玩。这时我已经从餐饮业转到了商业服务业，给浙江人卖衣服。这工作也是在‘人市’找的，卖衣服是在商场里，有固定的上下班时间，比饭馆强多了！

        陈萱去的那天，店里闯进一个不会汉语的老外，她便当起了翻译。老外高兴地买了一大堆东西后，说他在北京还有3 天时间，想到处走走，并请陈萱做翻译和导游。结果我请假3 天做导游，陈萱做翻译。3 天后，我和陈萱各得到500 元人民币！我那时一个月才挣150 元。老板知道陈萱会英语后，将她带到雅宝路（外国人云集的使馆区）他小舅子的服装店里。这个暑假她没有回家，给老板和他的老乡们当翻译，仅仅一个假期她拿成交额提成就挣了4000多元，相当于我当时两年多的工资。我的天哪！如果我也会英语多好啊！

        1994年我已经是有销售经验的老服务员了，在北京城乡贸易中心二楼女装部站柜台，中午休息时，我拿出随身携带的《飘》看，柜台组长见了对我说：“哟，你还看名著呢？就你？！你认识几个字儿呀！小学毕业了吗你？”他字正腔圆的京片子很好听，但字字如钢针扎在我的心上。

        想想二哥没考上大学女朋友吹了，陈萱一个暑假挣4000元、组长嘲讽的口气以及打工中的各种遭遇，我深深感到知识的重要：一个人，不管外表如何，脑子里一定要有知识。有了知识，人才会有尊严、有价值、有希望。我暗下决心，一定要想方设法为自己创造学习条件，用知识武装自己。

        求学：我的第二个“白日梦”

        有梦想，就有实现的可能！在生存的前提下，我四处寻找学习的机会。1995年8 月我作为上海青盈羊毛衫厂的促销员进了北京百货大楼羊毛衫专柜，我的新同事北京女孩儿余瑞，总跟我换早班以便下班后去上课。对此，我感到惊讶极了：上着班还可以上学？“对呀，这是自考，宽进严出，谁都能上，但能不能毕业就看你的能力了。”10月底我在她的指引下迫不及待地到报了名，学习我喜欢的中文专业。

        这种失而复得的学习机会我非常珍惜，况且授课的老师还是北京师范大学的教授：李大奎、齐大卫、王宁等等。听他们讲课对我而言真是一种莫大的享受。当时齐大卫教授给我们讲《写作》课，他的日程安排得非常满。我们不止一次地按时坐在教室里，等到的却是他因事不能来的消息。

        一个大雨滂沱的夏日傍晚，我站在朝阳区十里堡北里我租住的小屋窗前看外面的雨，心想今天又上写作课。老师今天会不会来呢？看看表已经5 ：15了，离上课还有一个小时，没时间犹豫了！我抓起雨衣骑上自行车就奔崇文门的学校去了。到校一看，傻眼了：老师又没来！全班56人，那天就到了6人。对此我并不后悔，老师不来正常，如果老师来了而我没来，我会多么后悔啊！

        一次《古代汉语》课上，老师在黑板上写下“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有同学随口就念出“近墨者黑（hei ）”，老师听了后马上转过身子：“谁念的？出去可别说是北师大李大奎教的啊！近墨者黑（he），记住了。”我庆幸自己没有将“黑（hei ）”字念出口，也觉出了自己是多么地无知。

        专科10门课，1996年4 月我第一次考试就报了《哲学》、《政治经济学》、《现代汉语》、《文学概论》4 门，结果只有《文学概论》没过。一个北京籍的同学对我说：“你真厉害！我只过了一门。”那时的学习现在想来确有点自虐的性质。自考是每年的4 月和10月，而北京的春和秋是一年之中最短也是最美的季节，那几年忙于考试的我从没注意过这两个季节是什么样子，有时候偶然一抬头：天！昨天还光秃秃的枯树枝丫今天已经挂满了鲜绿色的树叶。

        1997年10月我第4 次考试时，已经带了两门本科课。计算机因为实际操作的机会太少总是过不了，每次上机的时间只有2 个小时，还没等我弄明白老师的意思，下课时间就到了。那时，多数同学家都有电脑，很容易过关，我只好到住处附近的电脑学校报了一个计时班上机操作。1998年10月我拿下专科时，本科课程也只剩下《英语》、《中国古代文学史》及毕业论文了。

        与此同时，我也通过了用人挑剔的威可多公司的面试，得以进入名牌服装公司，在当代商城分店做导购。这里生意非常好，几乎所有的周末、假日都加班而且不许请假。那时我根本没法去听课也没有时间看书，何况我的英语仅是初二水平。2000年，我决定全脱产学习，以便将最后的两门课拿下，早日圆我的大学梦。

        写作：发自我心底的梦想！

        2000年6 月份，我全脱产学习。这期间我的自考同学中已经有人凭借自考文凭找到了自己喜欢的工作。我也决定去试试。将专科毕业证书和简历复印了10份，怀着不安和兴奋我赶到了位于东三环的国展招聘会。我的天！这里人山人海，整个会场拥挤不堪，等我好不容易挤到招聘单位的展牌前时，马上就对自己失去了信心：本科毕业、硕士毕业、英语六级、中级技术职称、精通2 门以上外语、3 年以上工作经验……就连业务员也要求大专毕业！

        我不甘心，拨开人流继续寻觅！三号馆，四号馆……就在我既累又失望地准备离开时，在五号馆的一个不起眼处我看到了《现代生活用品》杂志社的展位，他们招编辑记者，要求是大专以上学历、两年以上媒体工作经验、有作品公开发表。

        我没有媒体工作经验，大专文凭还是自考的，也没有作品公开发表过，只是在上学的时候，作文经常被我不同年级的语文老师用作范文给同学们讲读，如果说公开发表的话，只有老师在学校的黑板报上“刊登”过我的习作。但我是多么希望自己能够从事心爱的文字工作啊，

        试试吧！我投出了生平第一张简历。

        两天后的中午，我正在小屋里看英语，呼机响了，是《现代生活用品》通知我第二天中午9 ：30去杂志社面试。

        第二天，我准时到达，但围着会议室的大圆桌已经坐有20几个等待面试的人了。面试的程序是现场笔试，通过笔试的人再口试。我后来知道，杂志社收到了400 多份简历，其中有本科生也有硕士生，也有经常发表作品的写手。

        双向选择的结果是一无所有的我凭借当场作的一篇《误会》（后来我将此文投往《分忧》杂志，刊登于2003年6 期）被主编曹玉琦破格选中，成为这家杂志社的编辑记者。

        从一个读者一下子变为编辑，这种感觉简直太奇妙了！然而，编辑部实行坐班制，周一和周四开编辑会讨论选题，其他时间如不外出大家都呆在办公室，屋里总是很热闹，难得安静下来，该做的事只得回去做。如此，我边工作边学英语的想法难以现实了。我是多么喜欢这份得之不易的工作啊！可这样我的本科证书何时才能拿到呢？

        经过痛苦的选择，我放弃了工作专攻英语。用了整整两年时间，终于完成了本科的所有课程。

        再次走进人才市场，我关注的工作仍然是与文字有关的职位。京城著名的“诚外城家具”招聘程序与《现代生活用品》相似：一场企业文化讲座及现场参观后，要求交出一份书面感想，这是笔试，通过笔试再面试。

        为写感想，我调动在短短时间内接触到的与诚外城有关的一切，竟然意外地发现堂堂“诚外城”副总邱久涛的名片中、英文不相符，我从这儿作为切入点，指出小小的失误对企业的利害关系以及对企业的一些建议等，按时交上了试卷。没想到幸运又一次降临，我与两位“海归”和做过多年企业管理的其他4 人被城外城聘用，职位是企划部和总经办任我选。

        我选择了企划部，并于第二天就到岗了。我高兴地将这个消息告诉我的朋友们，希望她们与我共同分享，其中就有在《妈咪宝贝》做编辑记者的苏春平，她对我表示了祝贺，同时也为我提供了另一个选择：杂志社广告部现在需要一个文案。

        文案离我爱好的文学又近了一步！我动心了。2003年3 月10日，我正式来到《妈咪宝贝》广告部报到。杂志社是个充满温馨、团结奋进的集体，社长和蔼可亲，惟才是用。我的直接上司广告总监是从基层一步步做起来的，非常体恤下情，其“模糊式”管理方法深得人心。

        如今，我的工作是跟文字打交道，晚上回去，我写自己的小说。

        写作，出书！是我的又一个“白日梦”！

        回首往事，我深感自豪：我这个文学学士是自己培养出来的！在此，我想对那些生活不如意的人说：别放弃！不管你的起点有多低，只要你敢想，只要你坚持，你的“白日梦”就一定会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