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3中国不同流派的财政观
财政学最早源于西方,自清朝末年(1903年)中国借鉴西方财政学创立自己的财政学后,逐步具有了自己的特色。但在学术上始终存在着“现象派”与“本质派”、“中派”与“西派”之分。新中国之前,中国财政学由“现象派”占主导,新中国后,中国财政学由“本质派”占主导,而“西派”无论解放前后都始终是世界财政学的主流。
(1)中国财政学各主要流派之分类(流派的划分以财政本质观为标准):
自新中国财政学“本质派”兴起后,先后出现了价值分配论、剩余产品价值运动论、国家资金运动论、国家意志论、再生产决定论、社会共同需要论、国家分配论、公共需要论、公共分配论、公共产品论、公共经济论等。
(2)中国财政学的主流学派——国家分配论的历史简介
形成期 :50年代后期、60年代 在反思苏联“货币关系体系说”的基础上初步建立
“国家分配论”。
成熟期:70年代末、80年代初 在同其他其他流派的本质之争中不断发展和完善。
主导期:80年代——90年代 在不同观点的争论中,因论证较为严密,言之较为
有理,影响最为广大,故占据了主导地位。
面临挑战期:90年代以后—— 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面临新观点的
冲击,主要是“西派”理论观点的冲击。
代表人物:许毅、邓子基、陈共、张馨、蒋洪等
(三) 科学的财政观
对于任何一个学习和研究财政的人来说,一个始终无法回避的最基本问题就是:财政是什么?一个财政学者,不管他研究了多少年财政问题,写了多少篇财政文章,出了多少本财政书籍,如果他不能简洁清楚地说出一个他所能够认可并接受的财政概念来,那么,我们就可以毫不犹豫地说,他没有形成一个的清晰的财政观,他对财政还没有一个根本性理解。
所谓财政观,就是人们对财政的根本观点、根本看法,实际上就是对财政本质的基本理解。而要形成一个科学的财政观,就必须对财政的本质有一个深刻的认识。财政的本质是财政基础理论的核心问题,也是整个财政理论的最重要战略制高点。财政的本质不仅直接决定了财政观的形成,而且直观地反映着财政境界的高低。
财政观的争论实际上就是财政本质观的交锋,如果争论两种不同的财政观却不从财政本质问题上交锋,那么就脱离了主战场,说明财政的境界还不够高。20世纪中国财政学界兴起的“国家财政”与“公共财政”的争论,实际上是一场极其滑稽的理论混战。滑稽的要害在于,争论“国家财政”与“公共财政”的双方居然没有首先争论“财政是什么”?如果连“财政是什么”都弄不清楚,又谈何弄清楚“什么是国家财政”与“什么是公共财政”。“国家财政”与“公共财政”区别的要害恰恰就是财政观(财政本质)的不同。“国家财政”究其本质来说应该代表“国家理财观和国家分配论”,而“公共财政”究其本质来说应该代表“公共理财观和公共经济论”,两者明明是两种不同财政观的本质之争,但是令人惋惜的是本应该十分精彩的财政本质交锋并没有出现,关键的原因就是“公共财政论者”缺乏必要的财政境界,连他们自己都认为“公共财政论”实质上并非关于财政本质的理论,而仅是关于财政类型的理论。既然“公共财政论者”自动在本质问题上举手投降了,论战的结果就可想而知了,“公共财政论”虽然可以取得一些战术上的胜利,但是在战略上却是严重失败,其结果就是在中国财政理论中“国家财政论”仍然力压“公共财政论”,在实践中名声很响的“公共财政论”在中国财政基础理论中几乎没有立足之地。实际上,中国的“公共财政论者”要想为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提供一种新型的财政观,完全可以做得更漂亮些。在战略上,“公共财政论者”应该旗帜鲜明地提出“财政就是公共理财活动,本质上是公共经济”的新财政观,在战术上应该全力以赴地论证“国家分配的深层本质是公共经济,公共性体现着国家分配的深层本质”。
从世界财政学的发展趋势看,公共经济学或公共部门经济学已经成为引领财政观变革的新主流。传统财政学,无论是中国的国家理财观(国家分配论),还是西方的公共理财观(公共分配论),对财政的理解都有局限性,它们都从政府收支管理出发,一个强调国家的主导作用,另一个强调公众的主导作用,两种财政观的境界都不如公共经济观(公共经济论)开阔高远。国家理财观和公共理财观都没有跳出政府收支的圈圈,整个财政理论体系的重点就是处理收支矛盾,他们善于算财政的账,不善于算经济的账。而公共经济观则是一种全新的财政观,它跳出政府收支看财政,视财政为公共经济(公共部门经济),辨证地把财政放在整个国民经济全局之中,注重公共经济与私人经济的联系,既重视公共部门的资源配置,也重视整个经济的资源配置。其出发点和归宿点都是提高整个经济的资源配置,公共经济观不仅善于算财政的账,而且善于算经济的账、社会的账和政治的账,比较有战略眼光,其财政观的境界明显高出国家理财观和公共理财观。从中国财政学今后的发展方向看,走公共经济学之路是一个必然的选择,不仅有助于形成更加科学的财政观,而且可以大大提升中国学者财政观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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