盗版教辅利益链：教育从业人员充当关键作用

  几年前，省上有关部门曾发文要求图书运输必须由专门的货运部负责，以便管理，但受利益驱使，在货运部门的“潜规则”下，这一文件并没有贯彻下去。

  9月18日，邹岩军、杜晓骞二人仍在整理“9·11”盗版教辅案件的相关资料，企图从中搜寻出一点线索。

  “如果不接货，收货人没有任何损失，因此，很多时候，狡猾的不法分子听到风声后放弃取货，致使案件调查陷入僵局。”对于“9·11”案，邹、杜二人不甘心，但也无奈：“调查仍在继续，货主一直没有出现。”

  邹岩军说：“从全国盗版教辅流通的链条而言，兰州主要是个中转站，但同时也是受害者。这些年，我们打击盗版只能采取堵截的方式，而不能从根本上打掉源头，国内大部分地方货运渠道的管理都不规范，因此仅靠规范兰州货运市场根本无法有效抵制盗版物。”

  “盗版教辅背后有一条隐蔽的灰色链条，而学生则是这个链条上的终端环节。”

  无疑，学校和学生是这些盗版教辅读物的消化者。也许，一句“不知情”的搪塞难以掩饰已经形成的事实，但从另一个侧面却表明许多耐人寻味的东西。

  今年4月初，永登县部分学生家长向甘肃教育出版社反映称，该出版社出版的《中考集训》在永登出现了两个版本的价格，校外的书店一套卖70多元，而学校统一让学生购买的《中考集训》的价格是80多元。

  “当时一听这情况，我就怀疑学校卖给学生的教辅可能是盗版，因为我们出版的《中考集训》的价格每套是70多元。”甘肃教育出版社社长、总王光辉说。

  兰州市文化稽查队闻讯查处，永登县城关初级中学给初三学生卖出的600多套《中考集训》全是盗版。而这些盗版教辅竟是永登县教育局一位工作人员给该校推荐的。当时参与采访的媒体这样报道：“盗版教辅的尺寸比正版的小一轮，封面的色彩明显发暗，字迹不太清楚。”

  事发后，永登县有关部门做出反应，责令学校收回盗版教辅，清退书款，“并对学校负责人进行了通报批评，推荐盗版的教育局工作人员被停职检查。”而在此后永登县开展的清查盗版教辅行动中，有关方面又收回了2000余册盗版教辅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