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大附中、北京四中推荐标准迥异：校长各自阐述

　　引言：

　　人大附中刘彭芝校长表示，人大附中更倾向于推荐特长突出的，同时综合素质也还不错的。她这样解释“实名推荐应该推荐那些真正有实力，但靠高考分数上北大，还有一点危险、可能会落榜的学生。”

　　“我不敢保证学校今年一定有符合推荐标准的学生，如果没有，我宁愿一个也不推荐。”四中校长刘长铭反复强调“宁缺毋滥”，他认为值得推荐的学生应该是可能成为像钱钟书、吴晗这样在某些方面表现出过人才华的特殊人才。

　　我完全赞成人大附中刘彭芝校长推荐学生的标准，而且在以前的博文中也提出过这样的观点。当然，推行这个标准需要很大的勇气和很强的能力。

　　同样我也完全赞成北京四中刘长铭校长推荐学生的标准。当然，推行这个标准需要更大的勇气，而且按目前实施方案推了也是白推，因为北大只给了高考录取线下30分的优惠，而钱钟书、吴晗这样的偏才怪才，一门课就能少100多分。

　　人大推荐发挥好能上北大的

　　人大附中校长刘彭芝接受法制晚报 坦言推荐学生标准--

　　北大“校长实名推荐”后，本市除北师大二附中已在校内公布推荐学生名单外，还有人大附中、北大附中、四中三所学校推荐学生的工作仍在进行中，不过，这些学校已在酝酿推荐学生的名单。

　　作为被北大“点名”推荐的人大附中校长刘彭芝接受了本报的，她手里掌握着5个名额，而自“校长实名推荐”消息公布后，她一直在封闭开会，也谢绝了不下10家媒体的采访。

　　公示会给学生和家庭极大压力  建议社会给一些宽松环境

　　“我注意到，社会对此的关注度极高，也说明老百姓对上好大学、希望公平公正录取的愿望强烈，作为一名校长深深体会到公众的心愿。作为被北大‘点名’实验‘校长推荐上大学’，我们一定会认真对待这件事情，作为校长也一定把握好尺度。”

　　人大附中校长刘彭芝这样说，她希望公众应该以一颗平常心对待“校长实名推荐”，推荐学生的名单一旦向社会公示，会给这些面临高考的学生甚至家庭带来极大的压力，社会应该给他们一些宽松的环境。

　　特殊招生为防止一考定终身  北大新政策是一种改革和试验

　　“北大有三种特殊招生形式，保送生、推荐生、自主招生，这些都是想让有能力的孩子上好学校，保持公平公正防止‘一考定终身’。”刘彭芝说，她也一直在揣摩北大推行的“校长实名推荐”政策，理解推荐入学的深刻意义。

　　“说实话，每个校长都高度关注学生的前途、命运，推荐生是降低了30分录取，可是不排除‘万一考砸’了呢，校长、家庭、学生三方面的压力都非常大。”刘校长直言。

　　她认为，北大实行的这个新政策是高考录取的一种改革和试验，最初是很难找到好的办法，只能一小步一小步地走，推一下、试验一下，推好了继续走，不好的话就进行改革。

　　更倾向于推荐特长突出的  同时综合素质也还不错的

　　那么人大附中到底推荐什么样的学生呢？刘彭芝表示，学校会非常重视学生的自荐，家长和班主任的推荐，学校会成立评议组，由高三的全体班主任和部分老师以及主管高三的校领导组成，高二年级学生会和团代会都要参加，做好推荐工作。

　　她这样理解，目前的推荐也面临着两种尴尬，一是推荐全校的文、理科第一名，即便是推出来也会让人觉得是在演戏；二是如果推荐偏才和怪才，特别是综合素质不高的学生，也是没有用处的，毕竟降低30分的标准根本打不住。

　　刘彭芝表示，人大附中更倾向于推荐特长突出的，同时综合素质也还不错的。她这样解释“实名推荐应该推荐那些真正有实力，但靠高考分数上北大，还有一点危险、可能会落榜的学生。”

　　她强调的是，推荐那些发挥好就能考上北大的学生。

　　她说，最近这件事情也增加了很大的工作量，本来是一件平常的事情，社会这样关注，作为校长更要小心认真，珍惜名额推荐，虽然不排除个别的会有问题，但社会也要给学校自主权，老百姓应该相信校长、相信学校，应该相信三十几位校长会用公心做好。

　　北京四中校长称推荐学生宁缺毋滥要推就推怪才

　　四中校长刘长铭有五个北大推荐名额，但他表示没有就不推荐，要推就推怪才。

　　40多分钟的采访过程中，刘长铭的电话响了三次，“都是你们的”，他说。

　　昨天一早，北京大学招办官方网站上发布公示，在全国范围内确定了39所中学作为北京大学2010年“中学校长实名推荐制”推荐中学。作为“上榜”名校北京四中的校长，手握五个推荐名额的刘长铭成了媒体“围堵”的对象。

　　“我不敢保证学校今年一定有符合推荐标准的学生，如果没有，我宁愿一个也不推荐。”对于这项明年就要付诸实践的新举措，刘长铭反复强调“宁缺毋滥”，他认为值得推荐的学生应该是可能成为像钱钟书、吴晗这样在某些方面表现出过人才华的特殊人才，而不是一般意义上“均衡”发展的优等生。因为在他看来，“校长实名推荐”并非名牌大学为了争抢优质生源想出的新花招，而是对现有录取制度的探索和补充。

　　真有怪才 降分也难考上

　　：现在的高考录取中已经有了“保送生”和“自荐生”，在您个人看来，“校长实名推荐”这种新的录取方式有什么不同于以往的意义？

　　刘长铭：我们现在的高考制度是用一个尺度一张考卷去筛选一个非常庞大的考生队伍，突出的是公平和效率。这种方式的弊端在于有利于所考核的几个学科水平非常均衡的学生。这种方式导致考试对一些学生而言成了专门的“技术”，一旦考完了，之前所学的知识很快就淡忘了。经过高考选拔出来的是一个统计意义上的高水平的群体，但是，并不是只有各科目都能拿到高分的学生才有培养价值，相反，一些杰出人才有各自独特的发展轨迹。

　　要解决这个问题，就需要其他的录取方式进行补充，包括“自荐生”也是其中一种。但是每年北大会收到上万份自荐材料，筛选工作很繁重，而作为大学来讲可能又怕漏掉一些有潜质的学生，希望有更加了解学生的人负责任地让他们直接进入下一个环节。

　　：您认为什么样的学生才是值得推荐的？

　　刘长铭：我个人觉得应该推荐那些在某一方面有特别超常的才华，而在其他方面暂时略有不足的学生。他们在现有的教育体制中不能生存，但却具备可贵的培养价值。而绝对不能为了提高学校考上北大清华的比例，就推荐那些可能降几分能考上，不降分有危险的学生。“推良不推优”是绝对不允许的。

　　不过，真要有这样的学生，可能降一些分数对他的录取影响也不大，像钱钟书、吴晗这样的，降几十分也很难考上。

　　(注：钱钟书数学等理科成绩极差，报考清华大学时，数学仅得15分，但因国文、英文成绩突出被清华大学外文系录取。数学考了0分的吴晗则在1931年被清华大学史学系破格录取。)

　　十年没有 就十年不推荐

　　：但是如果推荐了这样的缺乏某些硬性条件，比如学科竞赛名次的偏才甚至怪才学生，您的推荐很有可能会受到不公平的质疑，认为没有把最优秀的学生推荐出来。

　　刘长铭：我们的校长应该有承担责任的勇气。实际上，表面的公平限制了很多特殊人才的发展，因为他们按照现有规则很难进到高校里去。

　　我曾经也教过在数学物理的国际奥赛上拿金牌的学生，比如91届的一个物理奥赛金牌得主，这个学生现在还在美国的国家物理实验室做研究，那是一个素质很高的学生。但是我真的不认为在这种高强度的应试中得了高分，就表示这个学生的素质一定非常高。而且这些在竞赛中取得成绩的学生如果保送的话，应该仅仅保送到相关专业，而不是把竞赛当成进入大学的“敲门砖”，让拿了理科竞赛金牌的学生去学经济管理。这样会强化一种参赛是为了上大学的意识。国外的高校在这一点上做得比较好，我之所以录取你是因为你过去在这方面表现出了潜力。

　　当然，我现在没有判断好他们是不是就具有超常的才华。我们以前曾经推荐过一个孩子，是我们合唱团的团长，北大还真的录取了，结果第二年就发现他的才能，给他做了一个工作室。

　　四中始终坚持一个原则：没有就不推荐。如果十年发现不了一个这样的学生，我们就十年不推荐。

　　：也就是说这五个名额并不是一定就得推荐五个学生。

　　刘长铭：对，宁缺毋滥。很可能不到五个甚至只有一个，不可能你这个学校每年都能出五个极具特殊才能的学生啊，这就荒唐了。

　　推荐信 只写“有故事”的人

　　：校长实名推荐在四中具体会怎么操作呢？

　　刘长铭：这个“推荐”是一种职务行为而不是我的个人行为，四中是极其慎重的，有一套严格的操作程序，最后签字的是我，但是并不是我一个人作决定。它既代表学校的意志，也代表我个人的意志，的还是学校的意志，这涉及到学校的信誉问题。

　　我们会组织包括班主任、年级主任等在内的教学管理人员共同把关。每一个阶段都会进行公示，任何人都可以质询。在四中大大小小的事情都公示，甚至连增加住宿生都会公示。

　　就拿现在我给出国的学生写推荐信来说，有两个条件必须满足，一是我对这个学生很了解，我们之间有过特殊的交往，我能讲出和他之间的故事；二是一定要在校长办公会上集体通过了，我才会写。每年我大约只给3个学生写推荐信，有学生写好了直接拿来让我签字我绝对不会干，每封信都是我亲自写的。

　　：学校里能跟您“有故事”的学生多吗？

　　刘长铭：不多。我去过伦敦的威斯敏斯特学校，这是一所非常著名的学校，但是只有几百个学生，他们的校长解释说，因为他只能认识这么多学生。他每天都和学生们一起吃饭，可以叫出每一个学生的名字。我们国内的学校那么大，那么多师生，校长可能连老师的名字都叫不全。

　　理想的录取 是效率兼顾个性

　　：因为是“校长实名推荐”，所以您很可能要为被推荐学生今后的发展负责，您觉得有压力吗？

　　刘长铭：这个责任是躲不开的。一个人的发展有很多变数，人是个混沌系统，有很多因素都在起作用，老师不是算命先生，不可能预测出学生一生的发展情况。过去每三年我们会到大学进行一次追踪调查，了解四中到清华、北大的“保送生”是其中的内容之一，从目前来看，反馈回来的情况都非常好。

　　：您认为最理想的录取方式是什么样的呢？

　　刘长铭：从理论层面上来说，我认为国外大学的录取方式是比较科学、合理的。但是从实际操作来看，在中国目前的情况下太困难了，一个个去和学生面谈，几乎是不可能的。而我们现在的高考是一种高效率、低成本、比较公平的方式，但是兼顾不了个性化，而人是有个性的。

　　所以应该结合这两种模式，逐步完善推荐、保送加考试的方式，一方面发掘个性化的有特殊才能的考生，但大部分应当是通过笔试入学，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使贫困落后地区的孩子也能够获得上大学发展的机会，也许这些孩子里面还会有像崔琦那样的大科学家(注：崔琦是1998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之一，出生于贫困的河南农村家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