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1名初三生联名信：3学期换3种教学模式受不了(1)

　　一位乡村校长的教改之惑

　　一封在校生的来信搅动着黑龙江省黑河市张地营子乡中心学校校长潘爱堂的心绪。

　　在这封由一群初三孩子联名发出的信中，针对潘爱堂发起的教学改革，提出了众多的质疑。

　　信中写道，“您说爱辉好，我们学;您说洋思好、您说杜郎口好，我们还学。但是我们现在已经失去自己的方向了。我们还该学谁呢?”(注：爱辉、洋思、杜郎口分别为全国不同地域在当地试验取得一定成效的教学模式)

　　学生们表示，3个学期换了3种教学模式，学生和老师都在不断改革和不断适应中头晕眼花。

　　一群孩子为此发出质疑。“学校就好比一个大杂院。我们不能把学习由被动转为主动吗?”

　　初四(2)班学生关宇彤是发起人之一。回忆起当时这个大胆的想法，这个15岁的小姑娘至今觉得一切是那么顺理成章。

　　“已经是初三下学期了，化学一个单元需要一个月才能讲完，进度完全跟不上，很多同学都怕考不上黑河中学(当地市重点中学)了!”

　　午休时间，班上同学自觉聚到了一块七嘴八舌议论起来，一群10多岁的乡村孩子为了自己的命运，做出了一个让外面人看来异常大胆的决定——给校长写信。

　　不断地争论、补充、修改，在这封全年级41名学生齐刷刷签上大名的信上，罗列出的弊端多达十项：譬如上课聊天方便了，譬如大部分学生成绩下降了……

　　一边是理想，一边是现实

　　半年时间过去了，回忆起这一切，潘爱堂至今依然心绪难平。

　　的确，这也是他从教近20年来，第一次有在校的学生给他写信对他苦心经营的事业表示“抗议”。

　　让潘爱堂激动的背后是一个辛酸的乡村教育现实：这个乡村中心学校生源人数正在急剧下滑，2005年全校有500名学生，4年之后的今天，只剩300人;优秀教师流失严重，2005年在校的60名教师而今剩下不到一半，十年前留下来的则只有5个。

　　由此带来的是一个恶性循环的怪圈：“孩子流失得越多，老师也就走得越多;而优秀老师走了，也就更难留住孩子!”

　　“再这样下去，学校就要面临撤并的危险!”这个当年一毕业就来到这所乡村学校教书，一直坚守至今的中年汉子对于这所学校有着别样的感情。

　　教改由此而生。从去年年初开始，在学校经费紧张、师资不足的情况下，潘爱堂派出数名老师前往各地取经，并带回一套套新的教学法。

　　哪想到，对教改，不仅是学生不支持，甚至一些老师也表示出不同声音。    |||

　　在北京一家出版机构供职的李先生也有着类似的记忆。

　　李先生曾经求学于湖北黄冈县一中，一个以出各类状元著称的地方。

　　高一时，李先生的语文老师是个老头，经常在课堂上让大家背古诗词做连连对，还专门排练话剧，一开始同学们兴致很高，但是期末考试，李先生所在班的语文成绩却在年级排名很靠后。

　　这样持续到高二，同学们的反映开始多起来，学校很快给他们换了新的语文老师。每天的习题开始多起来，不断地做习题，分析出题者思路，班上的语文成绩开始大幅攀升，这样的记录一直保持到高考。

　　李先生说，毕业后的同学聚会中，大家都说要感谢那位语文老师，因为在农村中学中，能这样坚持的老师太少了。毕竟，对于农村学生而言，通过升学跳出农门仍是最大的现实，做再多的素质教育培养，也顶不上一本考试辅导习题集，“上不了大学，一切都会在乡村社会被清零”。

　　乡村教改遇阻拷问人才评价机制

　　中央教科所研究员储朝晖博士20多年来一直坚持在乡间行走，在各地农村调研时，常常看到一些新建起来的校舍里，学生稀少。

　　一个历史性的背景是，城镇化的步伐不断加快，城乡差距越来越大;与此同时，经过20多年国民经济和教育的高速发展，政府教育投入不断增加，农村全部实施免费的义务教育，学龄儿童的出生率不断降低，教育在整体已走出极度短缺、贫困的状态，农村也开始呼唤优质教育的出现，“只要是稍微有点钱的，肯定都把孩子送到城里上学了”。这也带来了乡村教育阵痛。

　　据储朝晖介绍，改革开放的30年，城市基本成了农村教育的“抽血机”，1994年前，特别是1985年前后，到农村考察，在一些地方，还能看到一些优秀的老师，“但现在，优秀教师正在加速流向城市;同时，1994年以后，师范生不包分配，新鲜血液也在不断减少。”

　　储朝晖差不多每年都会去陶行知故里安徽歙县，前些年这里的县重点高中绝大多数生源都是来自农村初中，而今名额基本被县城初中包揽了。

　　储朝晖认为，农村教改尴尬的根子在于教育评价机制出了问题，“过于功利，过于看短期效应，没有从一个人的长期发展的角度来考虑。”

　　在储朝晖看来，从学生的长远来说，让学生主动思考，让学生成为学习的主人，是有利于学生成长的;但是如果教育评价本身与人的成长发展内在规律冲突的现状不改变，“绝大多数人最终只有选择死死地坐在板凳上，否则你就过不了关，考不上好中学，考不上好大学。一群乡村教育理想主义者的教改也注定只能是一曲悲歌。”

　　“我们的考试对学生的评价就应该是多元的标准，而不是简单地看分数，”在乡村教育研讨中，储朝晖常常讲到一个例子：3个学生，一个考70分，一个考80分，一个考90分，这3个学生哪个更好?现实中唯一一个结论，就认为考90分最好。事实上对这个问题的判断是把3个数字加以组合，有多少种组合就有多少种可能。如何用完全统一的标准，结果100个人当中是有一个人是胜利者，而其他99个人在这个标准面前都是失败的。而优秀的人才也消磨在其间。

　　一个故事让储朝晖印象深刻。

　　有一次，储朝晖在火车上碰到一对辽宁锦州夫妇到北京看孩子，这个小孩当年学习成绩很一般，但是他从小喜欢画画，家里整个墙上画的都是这样那样的画，都是他自己画的，他的父母对他也很宽容，让他画。这个男孩高考考到北京一所成人学校上学，依然很平常，但在一次Flash大赛的时候他得了三等奖。这成为他的新起点，很快有公司找上门来，毕业之后半年，他月薪超过6000元，不久还在北京买了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