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银行改革三大方案之争 近48万员工翘首企盼

　　“原来农行是一个统一法人，中西部地区发生的亏损主要靠浙江、上海、广东的农行来补，”陆磊说，“如果按照区域拆分，江苏农行的盈利就是江苏的，它不会拿去补西部———西部农行发生的净亏损怎么办?当地省级政府是否愿意并有能力承担亏损?”

　　按省拆分的改革方案如果不附加严格的约束条件，很容易造成权责不对称———融资的好处便利在地方，融资造成的问题在中央，结果必然是资产被尽可能地滥用，从而导致巨大的道德风险。

　　在农业银行全国32家一级(省)分行和5家直属分行的研究中，陆磊发现不同地区的农行呈现出迥异的特点，甚至同一地区的农行在不同经营思路的指导下出现了不同的结果。从农村金融体系和区域金融体系出发，陆磊认为农业银行应该按照农村金融机构来改革，并提出了“业务分拆”方案。

　　这个方案认为，按照业务线重组的原则，把涉农业务和非农业务分离，根据人随业务走的原则组建“中国农业信贷银行”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总行管理部门相应成立“中国农业银行集团”，控股两家银行。

　　业务分拆方案的结构比较清晰：上面一个集团法人(中国农业银行集团)，下属两家独立法人。农行集团和汇金公司共同控股农业信贷银行，保持其国有独资或国有控股性质;农行股份则是单纯的上市商业银行，其治理结构实行完全的市场化。

　　扬长避短才是好方案

　　“按省分拆”和“业务分拆”的根本分歧在于，前者认为分拆的前提是必须明确农行的本质是商业银行，须在城市业务发展不受削弱的前提下加强农村业务。而后者则认为，农行必须把自己作为一个“农村金融机构”来改革，发扬自己在广大农村地区优势的同时，并行开展非农业务。

　　任何改革的出发点和归宿，都必须考虑自身的比较优势。在经济发达的东部地区，农行的“纯城市化商业银行业务”和“涉农业务”发展得非常好，比如江苏省农行，在江苏省所有的金融机构中排名数一数二。而在中西部农业大省，逐步脱离农业信贷和坚持农业信贷这两种模式并存，各自表现的绩效也不一样。

　　对农行东西部粗略的观察，已经可以看出农行不同于工、中、建三行的优势。在江苏地区，农村地区的产业情况非常好，农户非常富裕，其他金融机构去争取农行的这块资源就相当难。在传统型产业结构的中部地区，坚持深入到农户、农业企业中去的农行，往往比走商业银行道路的农行业绩要好很多。

　　“四川省农行就是一个例子，它坚持和省政府签订支农协议，绩效非常好，”陆磊说，“那些把自己放在中、工、建等商业银行的立场上，追有色金属，冶炼等非农产业的农行，往往既追不过其他商业银行，还丧失了自己的优势。”

　　陆磊认为，农业银行在城市中的存在与否无关紧要，但是在农村地区却非常重要，农业银行只有坚持自己客户群的优势，才有生存余地，千万不能舍其长而取其短。

　　陆磊认为农村金融的需求结构正在发生质的变化，同时农村金融的供给机构却在萎缩。对此，他警告说：如果收缩农行在农村地区的金融业务，而让资本金相对较少的农信社成为农村金融的主力军，我国农村金融服务可能会出现大问题。

　　“农村金融的需求结构在改变，需求结构源于产业结构，如果有一家或两家企业出现违约，农信社就难以为继。一是农信社没有能力满足农村地区日益增长的金融需求;第二，以往很多乡镇企业因贷款造成的不良资产证明，农信社很可能因为大额农贷而面临系统性的金融风险。”陆磊说。

　　进一步讲，即使在传统的农业区，我国的金融服务还远远没有到位。这方面“法国农业信贷银行”是一个好榜样——它坚持自己在广大农村地区的客户群，同时不断发现老百姓的新需求，包括农产品的销路、在国际市场上的期货价格，它都能提供。

　　无论农业银行改革出现多少方案，扬长避短的方案才是最好的。另外，农行改革方案迟迟出不来，市场上流传多个版本方案，也凸现了决策当局和市场各方对农业银行定位的游移甚至误读。一位业内人士表达了他的担忧：“我曾经听到三个不同部门官员对农行的三种定位：一、农行是立足农村的商业银行;二、农行是商业银行;三、农行是主要在农村地区提供金融服务的金融机构。———如果连农行的定位都没有搞清楚，如何谈得上改革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