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王家玉印象深刻的是2003年,那一年淮河发生水灾,王家玉的所有财产在这场灾难中都化为乌有,他只能向乡亲们借钱维持孩子们的生活、学习等开支。这一年,当地政府为当时院内的199名儿童办理了每月160元的最低生活保障,孩子们有了基本的生活保障。
然而,资金匮乏的问题没有彻底解决。“还是要靠社会上好心人士的捐助,但这方面捐助并不稳定。”他说。直到2012年,他收养的所有孩子都被送到县里的社会福利院,王家玉才真正松了一口气。
相比于经济上的困难,民间收养身处灰色地带,社会的不理解让这些民间收养人更觉得尴尬。河南兰考的大火刚被扑灭,关于袁厉害收养孤儿骗保的说法就已经甚嚣尘上。
袁厉害的经历让徐艳侠感慨颇深:“好多人以前也这么说过我,说我骗保。”为保障她收养的7名弃婴,县里民政部门每月为每个孩子提供600元的补助,这招致一些人的议论,甚至还有人质疑徐艳侠夫妇靠收养弃婴赚取国家补助,这让徐艳侠听后心里很不是滋味。她说:“今后再也不收养弃婴了,一是没有经济支撑,二是听到别人非议,心里感觉挺难受的。”
“转正”后的幸福与无奈
再也不会收养弃婴了,徐艳侠做出了和袁厉害同样的选择。她这么决定,还因为如今太和县正在修建儿童福利院。“等福利院修好了,我这边的7个孩子也会送过去,我也就放心了。”
徐艳侠有理由放心,因为在她看来,王家玉就是她的榜样。由于地方政府的重视,2012年,王家玉收养的所有孩子都被送进了新建成的颍上县社会福利院。这座耗资600多万、占地40亩的福利院比王家玉的院子好得太多。孩子们住进了带卫生间的卧室,游戏活动室、图书室宽敞明亮,福利院还专门配备了帮脑瘫儿童恢复行走能力的康复室。
更让王家玉欣慰的是,现在所有孩子都办理了户口,适龄的孩子上了学,患病的孩子也在民政部门的安排下接受治疗,有的孩子从上海、杭州接受完治疗后,已经康复,现在每个孩子每个月还可以享受到1000元补助。
福利院的条件好了,可福利院里的工作人员却没法和孩子们一样开心。
最让福利院头疼的还是接收的孤儿越来越多。有的外地人也将孩子遗弃到福利院周围,一些孤儿也被送到了这里,福利院的压力也随之增大。据颍上县民政局局长魏伟计算,过去一年福利院共花费600多万,其中有一半是县财政支持的。“拿每个孩子每月1000元的补贴来说,上级财政补贴有300多元,剩下的部分都要县里出。”
护理员也是福利院的一大短板。现在的35名护理员绝大多数都是超过60岁的农村妇女,在护理班班长张晓晨看来,她们有爱心,但文化程度不高,照顾这些身患疾病的孤儿常常心有余而力不足。“可是要24小时陪着这些孩子,每月1000多元的工资,年轻人又根本不愿意来。”
现在福利院中具备专门从事儿童康复训练资质的康复师只有4名,而他们要面对的是福利院中64位等待康复训练的脑瘫和智障儿童。现在他们一周工作6天,也只能保证每个孩子每天半小时的康复时间。
专家表示,颍上县社会福利院的问题在很多地方都现实存在。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副院长章晓懿认为,从现实情况看,我国儿童福利机构的数量是远远不够的,并且还存在财政支持不够,工作人员流动性大等问题。解决孤儿问题本应是国家的责任,责任主体是国家,这就需要政府加大建设力度,从土地、资金、技术等层面对儿童福利院的建设给予一定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