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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决定将推动我国诸多方面制度的变革，最终会影响每一个人的生活，包括农民这一庞大群体。有关专家表示，全会推动的改革会使农民收入在未来获得大幅提升。
“农村改革35年的经验就是尊重农民的物质利益，全会通过的决定充分体现了这个基本原则。”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部长叶兴庆接受记者采访时这样说。
拓展财产性收入渠道
“赋予农民更多的财产权利，是十八届三中全会的一大亮点。”叶兴庆说，这些增加的财产权利有的是在原来的基础上扩大，有的是新设立，主要包括了以下五个方面。
一是扩大了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权能。按照物权法的规定，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包括占有、使用和收益的权利，并可以采取转包、互换、转让等方式流转。
其中未涉及抵押、担保权问题，而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赋予了农民对承包地的这一权能。“这看似只迈出了一小步，却是非常重要的一步。”叶兴庆说，这使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与一个完整的产权非常接近了。
二是首次确立了农民的住房财产权。长期以来，我们虽然承认农民住房是农民的私产，但由于住房下面的宅基地是集体所有，按照物权法，农民对其只享有占有和使用的权利，即不能用它来获取收益，更不要说进行处置了。
这次决定中明确，慎重稳妥推进农民住房财产权抵押、担保、转让。因为住房与宅基地不可分割，宅基地势必也可以抵押、担保、转让，这实际上是在确立农民住房财产权的同时，也扩大了宅基地的权能。
三是扩大了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的权能。按照现行法律，集体建设用地只能是集体所有集体使用，农民可用来兴办非农产业，但不能出租或者转让给第三方发展非农产业。
这次明确了，在符合规划和用途管制前提下，允许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出让、租赁、入股，实行与国有土地同等入市、同权同价，这实际上是扩大了集体建设用地中的经营性用地的权能。
四是扩大了农民集体资产股权的权能。以前农民对集体资产只有一个收益分配权，这次规定，赋予农民对集体资产股份占有、收益、有偿退出及抵押、担保、继承权，推进改革的力度非常大。
“当然这里有个前提，就是要进行集体产权改革，把集体资产折股量化到人，实现从共同共有到按份共有。”叶兴庆说，这一转变完成之后，农民集体资产股权将具有高流动性、高可变现性的特征。
五是明确了农民在土地增值收益中的分配权。关于这一点，决定中先后讲到“建立兼顾国家、集体、个人的土地增值收益分配机制，合理提高个人收益”和“保障农民公平分享土地增值收益”。
现行的征地制度，农民是按照土地的原用途获得补偿，未来农民将能享有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的部分增值收益，这意味着征地中农民获得的补偿会大幅提高。
“通过上述五项财产权利的设立或扩大，农民将有更多的机会和渠道获得财产性收入。”叶兴庆说。
夯实家庭经营性收入基础
“推进农业的适度规模经营，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是增加农民家庭经营性收入的关键。”叶兴庆说，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决定在这方面有具体部署。
决定提出，坚持家庭经营在农业中的基础性地位，推进家庭经营、集体经营、合作经营、企业经营等共同发展的农业经营方式创新。鼓励承包经营权在公开市场上向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农业企业流转，发展多种形式规模经营。
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张晓山表示，中央的这些部署主要涉及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怎样更好地发展现代农业，确保我国的农产品有效供给和粮食安全。另一问题就是怎样更好保证农业劳动者和经营者的收入，使一部分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年富力强的农民能够通过农业发展、壮大、致富。
决定还提出，鼓励农村发展合作经济，扶持发展规模化、专业化、现代化经营。叶兴庆认为，通过合作社等形式，农民既发展了规模化的经营，也可以更好地获取和使用现代农业技术，得到高效便捷的农业社会化服务的支持，这对于降低农业生产成本，提高农民收入都有很大帮助。
另外，决定明确，健全农业支持保护体系，改革农业补贴制度，完善粮食主产区利益补偿机制。“这句话要与决定提出的‘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结合起来考虑。”叶兴庆说，未来在农产品价格形成中，市场要起决定性作用，但同时又要想办法保障农民的务农收益。
“我想，现行的最低收购价、临时收储等措施会面临调整，代之以目标价格和差价补贴相结合的方式(可参见本刊2013年第20期《农业补贴政策进入调整关口》一文)。”叶兴庆说，这样既可以尽量减少政府对市场的干预，又可以保障农民收入。
提高工资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空间巨大
在农民的收入构成中，除了上面提到的财产性收入和家庭经营性收入之外，还包括工资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决定中，有许多内容将在这两方面对农民增收带来影响。
决定提出，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推动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产业和城镇融合发展，促进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协调推进。
“在这一过程中，农民肯定能获得更多的就业机会和工资性收入。”叶兴庆说，决定还要求，维护农民生产要素权益，保障农民工同工同酬，这也有助于农民获得更多工资性收入。
另外，转移性收入提升的空间也十分巨大。决定明确，推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的均衡配置。张晓山说，加强对农村的经济社会投入、发展农村教育文化医疗等社会事业，各种资源的配置上更多向农村倾斜，这些举措都将有助于增加农民收入。
叶兴庆更多地强调了在社保领域提升农民转移性收入的潜力。“以养老保障水平为例，如果假设机关事业单位职工的退休金是100，那城镇职工的退休金就是49，而农民只有3。” 叶兴庆说，这就是说，农民的养老保障水平只相当于机关事业单位的3%、城镇职工的6%多一点，差距很大，提升的空间也很大。
“不仅是养老保险，还包括医疗保险、低保等等，按照中央‘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要求，这些方面都要不断地缩小城乡差距。怎么缩小差距?不能把城市的标准减下来，只能让农民的标准涨得更快一点，加快提高农村的社会保障水平。从这个角度看，农民转移性收入的增加前景广阔。”叶兴庆说。(记者 高远至 苏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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