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月谈：政绩考核要告别的，是GDP崇拜

　　从理论上说，GDP指标有自身缺陷，不能完全反映经济活动的总量，不能准确反映经济活动的质量和效益，不能准确反映经济结构，不能准确反映社会分配和民生改善，不能准确反映经济增长对资源环境造成的负面影响。因此，我们不能把GDP增长简单等同于发展。

　　从现实看，搞GDP崇拜不利于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不利于转方式、调结构，不利于改善民生，不利于节约资源、保护环境，不仅有害，而且不可持续。从未来考量，我国潜在增长率下降势成必然，再去刻意追求高速度不切实际。

　　GDP不是万能的。我们要重视GDP，但不能唯GDP;我们不能告别GDP，但要告别GDP崇拜。

　　从理论上看

　　GDP在统计上无可替代。发展不等于增长，但发展必须以增长为基础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曼昆在《经济学原理》中引用了罗伯特·肯尼迪1968年竞选总统时激烈批判GDP(国内生产总值)的言论：

　　“GDP并没有考虑到我们孩子的健康、他们的教育质量，或者他们游戏的快乐。它也没有包括我们的诗歌之美或者婚姻的稳定……”

　　对这段话，曼昆做出了同样精彩的评论：“GDP没有衡量我们孩子的健康，但GDP高的国家负担得起孩子更加好的医疗保健。GDP没有衡量孩子们的教育质量，但GDP高的国家负担得起更好的教育制度。GDP没有衡量我们的诗歌之美，但GDP高的国家可以教育更多公民阅读和欣赏诗歌。”

　　GDP不是万能的，但没有GDP也是不行的。

　　GDP这一概念最早由美国经济学家西蒙·史密斯·库兹涅茨1934年给美国国会的报告中正式提出，指在一定时期内，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中所生产出的全部最终产品和劳务的价值。“GDP是社会总产品价值扣除中间投入价值后的余额，也就是当期新创造财富的价值总量。”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王一鸣说。

　　国际上曾有两大国民经济核算体系：苏联、东欧等计划经济国家采用物质产品平衡表体系(MPS)，西方市场经济国家则采用国民账户体系(SNA)，前者的核心指标是工农业总产值，后者的核心指标是GDP。受苏联影响，我国曾长期使用工农业总产值指标。“与GDP相比，工农业总产值只计算所有产出的总值，不反映新增价值，只计算一二产业产值，不反映第三产业状况，缺陷是很明显的。”国家发改委研究员林兆木说。

　　GDP指标也存在自身缺陷。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有学者和机构先后提出了净经济福利、国内生产净值、可持续经济福利指数、人类发展指数、绿色GDP等衡量发展状况的新指标。“客观地说，这些指标在统计经济总量方面都不如GDP显得更为简洁明了、更容易进行历史和横向比较，因而也都无法取代GDP。目前，世界上180多个国家和地区都普遍采用GDP指标，它仍然是衡量生产力发展、财富增加的国际通用指标。”林兆木说。

　　GDP在统计上无可替代，从经济学角度看则是重要基础。

　　GDP反映经济增长。发展不等于增长，但发展必须以增长为基础。发展除了经济增长，还包括经济结构的优化、质量效益的提升、社会福利的改善等，这些都离不开物质财富的积累。可以说，有增长不一定有发展，但有发展一定要有增长。

　　比如，虽然GDP增长与改善民生可能并不同步，但GDP增长往往能为改善民生提供条件。“保持合理的GDP增速，宏观上有利于政府拿出更多财力投向民生领域;微观上通过生产活动形成居民个人收入，有利于个人财富进一步积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展战略和区域经济研究部部长侯永志说。

　　数据显示，人均GDP与人均收入水平之间呈现出“水涨船高”的关系。从2002年到2012年，我国人均GDP由1135美元增长到6100美元;同期城乡居民人均收入也分别从7500元和2500元，增长到24565元和7917元。

　　从发展阶段看

　　“三个没有变”意味着发展仍然是解决我国所有问题的关键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变，我国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

　　“三个没有变”，意味着发展仍是解决我国所有问题的关键和基础，意味着我们仍然要牢牢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合理的经济增长率一定是要有的。

　　——立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必须牢牢扭住发展这个“牛鼻子”。

　　重庆市解放碑商业区高楼林立、商贾云集，夜幕下霓虹闪烁。而在距此不到200公里的重庆武隆县贫困村，对大多数村民来说，每月几元的电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的面貌发生了历史性变化，但还没有从根本上摆脱不发达状态，仍然带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明显特征：经济实力显著增强，同时生产力水平总体上还不高，自主创新能力还不强，长期形成的结构性矛盾和粗放型增长方式尚未根本改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同时影响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依然存在;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同时收入分配差距拉大趋势还未根本扭转，城乡贫困人口和低收入人口还有相当数量;协调发展取得显著成绩，同时农业基础薄弱、农村发展滞后的局面尚未改变，缩小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任务艰巨……“我们所达到的小康还是低水平、不全面、很不平衡的小康，中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仍需保持GDP合理增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研究员张立群说。

　　——立足于发展生产力、解放生产力，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也必须牢牢扭住发展这个“牛鼻子”。

　　我们不能“硬发展”，但发展是硬道理。我国已经是全球制造业大国和世界加工厂，然而，产品附加值低、资源消耗大、生态代价高，等等，成为发展中的主要掣肘。与此同时，商品质量、食品安全等领域问题多发，文化产业落后，也不适应人民奔向更美好生活的新需求。为了改善人民生活、增进人民福祉，就必须在“供给端”下功夫，不断创造出更加丰厚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这同样离不开一定的经济增长率。

　　——立足于增强综合国力、提升国际地位，同样需要牢牢扭住发展这个“牛鼻子”。

　　我国经济总量已位列世界第二，但代表一国富裕程度的人均GDP在全球有统计数据的180多个国家和地区中只排在第八十位以后，不仅与发达国家相比有很大差距，也落后于一些新兴经济体。“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只有保持一定的经济增长率，不断壮大实力，才能进一步提高在国际事务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侯永志说。

　　从经济现实看

　　要实现GDP比2010年翻一番的目标，经济增速就不能低于一定的“底线”。不唯GDP，不是不要GDP

　　当前，中国经济正处于转方式、调结构的关键时期。从国内外实践看，经济运行出现一定波动，有客观必然性。宏观调控的主要目的就是要避免经济大起大落，使经济运行保持在合理区间：其“下限”就是稳增长、保就业，“上限”就是防范通货膨胀。

　　要确保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GDP比2010年翻一番的目标，经济增速就不能低于一定的“底线”。没有一定的增速，很难把经济工作搞好。

　　这是保就业的需要。据有关方面测算，目前我国GDP每增长1个百分点，大概能创造130万甚至150万个左右的就业岗位。现阶段我国保就业、将城镇失业率控制在5%左右，GDP增速就不能低于7.2%。

　　这是调结构的需要。张立群认为，只有GDP增速保持在7%—8%之间，工业化和城镇化才能快速推进，人力、资金、技术才能得到充分保障;另一方面，有利于各方面用更多的精力来调整结构，消化过剩产能，加强节能环保，提高发展质量，保护生态环境，为可持续发展留出足够空间。

　　这是促稳定的需要。如果经济活跃度过低，会带来企业订单下降、开工不足、裁减员工、投资减少。此外，还可能引发金融风险。交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连平说，2013年我国银行不良资产率出现反弹，接近1%的水平。根据测算，如果2014年经济运行平稳，GDP增速保持在7.5%，银行不良资产率将保持在1%—1.2%之间;如果宏观经济走势向下，则可能会突破1.5%。所以，应当坚持底线思维，牢牢把握主动权。

　　这也是增信心的需要。“经济一旦失速，进入惯性下滑轨道，信心缺失与经济下滑就会形成恶性循环，经济基本面将受到巨大伤害，重启的难度和成本也会大大增加。”王一鸣坦言。

　　不唯GDP，不是不要GDP。我们要摆正GDP在整个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位置，不能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要用科学精神、科学态度和科学方法去认识GDP，那种盲目追求GDP或认为GDP无用的片面性、绝对化观点，都是错误和有害的。(记者 杜海涛 成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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