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三峡库区的湖北巴东县村民向永浩谈起几年前办理户口迁移手续的周折,那种“想哭的感觉”记忆犹新。
巴东山高路远、交通闭塞,边远地区距县城近200公里。向永浩鼓起勇气,乘船、坐车前往县城。但是,材料不全、证件姓名输入有误、恰逢节庆放假等种种原因让他一次次无功而返,“几乎绝望”。直到第5次进城,事情终于办妥。一个简单的户口迁移,前后历时8个多月,花费500多元。
这种办事“跑断腿”的际遇并非偶然。曾有人给巴东县委书记陈行甲写信反映,“进城取60元的低保金,要花50多元的车费。”
当地党委政府决心解决这个突出问题,斥资1100万元,借助现代信息技术,在全国率先建起“农民办事不出村”电子信息系统。民政、计生、国土等87个行政审批服务事项授权村便民服务室受理,在县、乡镇、村之间建起了信息传输和流程办理的“高速公路”。
一些村民说,以前“山高皇帝远”,如今“政府在身边”,办事、办证“快得难以想象”。
“实现农民办事不出村,最核心的是简政放权,让群众享受基层治理带来的实惠,还能促使干部队伍发生从管理到服务的理念革命。”巴东县纪委书记黄光辉说。
巴东解决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难题的尝试,是中国各地探索深化改革、改进社会治理方式的一个典型。
一年前,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作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决定。作为对中央顶层设计的积极回应和落实,各地“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实践,正在一些领域取得突破,“微创新”的成果为中国改革整个路线图的实施提供借鉴。
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中国城市治理研究院等近日联合在京举办的首届“中国地方改革创新新闻发布会”上,来自各地的改革先行者,围绕全会决定在地方的落实情况,给出了更多参考样本。
东部沿海城市厦门海沧区,是设立最早、面积最大的台商投资区之一,人均生产总值达2.2万美元。但达到“中等收入”水平之后,长期习惯于“包打天下”的政府,在基础设施建设、民生保障等各项工作中正面临越来越多“费力不讨好”的尴尬。
“有的工作做了几年,总是停停走走。政府花钱还找骂,社会治理模式的转变越来越迫切。”一位当地官员说。
去年以来,海沧区政府以“共同缔造”为核心理念,由“独唱”变成了“领唱”。
厦门市委常委、海沧区委书记郑云峰说,海沧的施政理念已经悄然从“替民当家”向“让民做主”、从“大包大揽”向“共同参与”转变,提高了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水平,促进了社会和谐。
管道燃气为何开通不了?社区广场舞演出要不要评分?……一些政府感觉“不好办”的难题,在社区居民推举的楼长们召开会议讨论之后,往往形成令各方接受的解决方案。
中国改革不仅涉及城市,更要破解城乡二元化结构,让广大农民平等参与现代化建设。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加快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
山东省东平县在此方面进行了探索,通过创建“土地股份合作社”这一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有效促进了集体经济的发展,也为农村基层治理,特别是解决农村“空壳化”问题提供了经济基础。
与大多数农村地区一样,东平县农民基本都有一块土地,但地块狭小,投入成本高,产出效益低,许多家庭青年劳力转而进城务工,留守的妇女老人更无力经营土地。
穷则思变。东平县彭集街道安村党支部决定,把全村土地入股,以合作社为平台采取灵活自主经营、合作经营等多种方式发展多种产业,让村民不仅有每亩100元的租金收入“保底”,还参与盈利分红。如今,安村农民年人均增收4000元,村集体年收入达150万元,一跃成为全县文明的富裕村。
在银山镇南堂子村,全体村民入股发展旅游观光农业,安置闲散劳动力200人。去年,这个村集体增收50万元,村民人均增收1000元。
东平县副县长臧玉海说,合作社经营这种集体经济新架构使村干部干事创业更安心,农民民主参与意识也不断增强,形成了公共事务人人参与的良好局面。
与东平模式相似的是,全国农村综合改革示范点——广东省蕉岭县,同样以确权确地为先导,打造农村产权交易综合体、农业生产经营综合体以及新型城乡发展综合体,激活了农村资产资源,促进了城乡“一体化”发展的综合改革。
华中师大政治学研究院院长徐勇教授认为,以上四地,无论地处东部沿海还是西部山区,都着眼体制机制,在社会治理等领域展开多元探索,为全面深化改革提供了先进的基层实践参考。
“这些地方改革创新经验的实践推动着治理模式从过去管理有序、服务完善、组织健全进一步过渡到互动共治‘4.0’版本,形成了‘纵向到底、横向到边’的新型治理体系。”他说,中国全局性的深化改革需要更多这样的地方改革领跑者。(记者李志晖 吴植 任沁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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