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地方“公务员”比京官受青睐 俸禄PK

　　2013年报考国家公务员通过资格审查的人数达到138.3万，其中最热的一个职位竞争竟然要“万里挑一”，使近年来的“公务员热”再度引发了人们的思考。有人认为，“公务员热”之所以“高烧不退”，与公务员政治和物质待遇优厚不无关系。中国古代虽然并无“公务员”这个概念，但各级官员和办事员其实也属于“公务员”范畴。那么，古代“公务员”的俸禄咋样？

　　西汉东汉朝廷有“春赐”、“腊赐”

　　“斗食”级“公务员”月俸仅“十一斛”

　　古代“公务员”也是拿工资靠俸禄生活的，但古代“公务员”更看重补贴的丰厚。所谓补贴，则指正常工资之外的正当收入，不属于贪污腐败、巧取豪夺得来的灰色收入。在古代，公务员最典型的工资性补贴之一，是各式各样的“赏赐”，一直到清代都不绝。

　　以西汉为例，赏赐便有定期赏赐、庆典赏赐、功勋赏赐三大类别，有的直接赏钱，更甚的则是赏缯帛、酒肉、车马，甚至连奴婢、房子都赏赐。

　　朝廷一年有两次定期赏赐，分为春赐和腊赐。腊赐更实惠：除了钱、粮，连牛肉都赏赐。如“大将军、三公钱各二十万，牛肉二百斤，粳米二百斛”。

　　在汉代，官做得越大，所得赏赐便越多，很多时候得到的赏赐性补贴超过正式工资，官员仅靠赏赐便能致富。如汉武帝时期酷吏张汤，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清廉官员。《汉书·张汤传》记载，元鼎二年十一月(公元前116年12月)，因遭构陷，时任相当于今中央监察部部长的御史大夫张汤冤狱自杀，死后清查，其“家产直不过五百金，皆所在、得奉赐，无它赢。”

　　当时的1金为1万钱，张汤所任最高职位御史大夫月俸4万钱，“五百金”的家产仅靠死工资的话，不吃不喝也要积攒10年。张汤生前不腐败，这些钱财大部分都是靠赏赐得来的。

　　但张汤所代表的是汉代的高级“公务员”阶层，朝廷的赏赐一般到不了下级官员之中，西汉、东汉皆如此。一般“公务员”不只工资低，补贴也很少，甚至没有。如东汉，当年最普通的“斗食”级“公务员”，月俸仅“十一斛”，相当于1100钱，而当时一个打工仔(雇工)月工资都有1000钱。因工资少，一些下级官员便向老百姓伸手，弄点补贴，逐渐发展成为腐败。

　　南朝时期有“杂供给”、“迎新送故”

　　地方“公务员”比京官受青睐

　　魏晋时代，官场实行“九品官人法”，对各级“公务员”的评议划分出9等考核标准。魏晋“公务员”低工资，一家老小怎么生活？靠的也是补贴和外快，综合起来，魏晋“公务员”的实际收入并不比汉代低多少，其补贴，一是如汉代一样有价值不菲的赏赐，二是在编制内的一至九品官员，可以合法地占有50顷到10顷的土地，还有50户到1户不等的佃户，这笔外快远远超过法定俸额。

　　在南朝，国家机关的“公务员”(京官)没有地方“公务员”(地方官)实惠，就是因为地方“公务员”补贴多。地方大员除享有基本的“菜田”之外，还享受“杂供给”、“迎新送故”等制度允许的收入。

　　“杂供给”，由地方政府根据本地情况自行征收，很多官员将之当福利补贴，甚至连鸡鱼肉蛋都向老百姓征收。南朝齐国吴兴太守谢朏，本为京官，就任吴兴太守后不思政务，整天就盘算着敛财捞外快，萧鸾(齐明帝)当皇帝的建武初年，他向吴兴老百姓征收鸡蛋，收受了数千只鸡。

　　公开收礼则是地方“公务员”工资补贴的又一重要渠道。南朝“迎新送故之法”规定，地方官员调进调出都得送礼，“饷馈皆百姓出”。“送故”所得又叫“还资”，一般送故以三年为期，即离任后三年内，原任职所在地每年都得送礼，当时州郡都设有“送故”官员，称为“送故主簿”。

　　“迎新送故”的数额，似乎没有统一规定，富裕的地方可能多送，穷地则少送。以相当于今市县一把手的郡县太守“迎新”礼金来说，有的数百万钱，有的几十万，最少的也有20万元。“迎新”礼金又叫“见资”、“行资”，应该比还资更丰厚，南朝齐东昏侯萧宝卷时，名叫曹虎的官员出任雍州刺史，“得见钱五千万”。

　　所以，不少京官都希望出任地方官，希望多得外快和补贴。有的皇帝还把地方官的任命当作一种福利送给宠臣好官。如梁武帝时，扬州刺史府长史萧介比较清贫，梁武帝亲自给吏部尚书何敬容打招呼：“萧介清贫，可以处一郡。”

　　唐宋时期有“俸料钱”、“职田”

　　宋咸平二年小县县令可享7顷职田

　　到了隋唐，于东汉末年开始的“菜田”、“禄田”制度被进一步引入“公务员”工资收入体系中。隋朝，在禄米之外，又根据官员地位和品级的不同，提供相应份额的田地作为官员俸禄的补充，称之为“职田”。此外，又提供本钱(公廨钱)和相应田地(公廨田)，以其收入作为办公经费，实则大半被当作了个人补贴。

　　唐代“公务员”的收入相对稳定，除了基本工资(禄米)、职田之外，还有以现金形式发放的“俸料钱”：月俸钱、食料、杂用等。月俸钱，就是每月官员俸禄的现金部分；食料用于工作餐和个人生活，有点类似现代餐费补助；杂用则用于自备工作所需物品。

　　唐宋“公务员”不仅收入稳定，收入也高，特别是宋代“公务员”，还有更多的补贴，名目多多。虽然也曾因边境开战、财政紧张而减薪，但正常情况下宋代“公务员”的福利还是令人羡慕的。

　　宋代“公务员”的俸禄主要有正俸、加俸、职田三类，其中后两类属于补贴性工资。北宋初年，“公务员”的工资并不高，工资水平只有唐代俸禄标准的一半。到赵恒(宋真宗)当皇帝时，国家财政有了好转，“富有多积”，于是在祥符五年(公元1012年)开始考虑给公务员加工资。

　　加俸，主要有职钱、傔人衣粮、傔人餐钱、茶酒厨料、薪蒿炭盐以及各种添支。其中职钱是最主要的补贴性收入，也是正式工资之外的一项固定性补贴，主要加给大学士等职名奉差遣外任的官员，依级别享受6万至1.6万钱不等的加俸。

　　职田补贴始于咸平元年，之前并没有，其补贴对象是外任差遣官员。依咸平二年的规定，当时一个小县县令可以有7顷职田，中县县令8顷，边远小州、大县州长、县令10顷；最高的是两京、大藩镇官员，可以分到40顷职田。

　　职田雇人耕种，收入全部免税。职田年收入相当可观，多的一年能收入900斛，少的也有二三十石，一般都在二三百石到四五百石之间，比正式工资高出数倍，甚者十几倍。

　　宋代“公务员”除了加俸、职田外，赏赐也是少不了的，另还有“公使钱”、可以支配的有价证券等。公使钱相当于现代的接待费，实际也都被官员之间用来下馆子、买礼品消费了。证券有驿券(免费乘用交通工具)、馆券(免费住宿)、仓券等，这些券和现代各种消费券无异。

　　明清两代有“养廉地”、“养廉银”

　　洪武四年一品大员俸禄仅900石

　　到了明清，政府奉行“薄俸”制度。比较起来，明代“公务员”的工资是中国历代最低的。洪武四年(公元1371年)制定的工资标准，相当于今中央政治局委员的正一品大员，俸禄仅900石；洪武十四年(公元1381年)提高了标准，正一品为1000石。至于普通“公务员”，其俸禄就更低了，相当于副科级的从八品为65石，后加至70石。

　　但明代低工资并不等于没有补贴，如在洪武十四年的工资改革中，便在岁米之外，增加了不同数额的现金(俸钞)。废除了中国古代“公务员”传统补贴制度中的“职田”，在部分地方官员中实行“养廉地”补贴，其享受对象是镇守边疆的官员。正德年间规定：“镇守给水旱田各十顷，副总兵各半之……原无者各给水田一顷，永为养廉定例。”

　　明代“公务员”是一个特权阶层，享有诸多特权，如赋优免(免税)，这其实也是一种变相的工资补贴。

　　清代“公务员”待遇，比明代也好不到哪去，靠死工资连饭都吃不饱。清政府吸取了明朝薄俸易发贪腐的教训，增加了“公务员”的工资性补贴。顺治年间一度实行柴薪银、心红纸张银、蔬菜烛炭银、案衣什物银等，后因财政紧张方取消。

　　为了生活，地方政府便采取半合法的手法，增加“公务员”个人补贴，实物征税时增大消耗比率，向纳税人多征，多出的部分叫“耗羡”，截留在地方使用，实际多被官员作为补贴吞没。

　　胤禛(清世宗，雍正皇帝)当皇帝后，改革全国财税制度，耗羡归公，但考虑地方没有耗羡后，官员生活可能困难，首创“养廉银”制度，发给一笔补贴，远远高出正俸，导致官员靠补贴生活。

　　但养廉银标准各地各人并不一样，依“地方远近、事务繁简、用度多寡”原则分配。如各地督抚的养廉银，江苏巡抚12000两、江西浙江等10000两，安徽为8000两，后来一般都增到10000两以上。而州县级官员少多了，差别也大，如江苏知县在1000-1500两，而贵州只有400-800两。

　　出于公平原则，除给部分京官发放养廉银外，在京员中则实行“恩俸”制和“双俸”制。所谓“双俸”，就是再领取一份与正俸一样多的补贴，也就是现代的“双工资”。

　　声明：“一方钩沉”栏目文章系著名历史学者倪方六先生供本报专稿，摘转请务必与作者本人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