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2007年公考《公共基础知识》A类试题答案

　　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权力道德制约

　　近代社会中，早期的资产阶级思想家们对权力的公共性作出了充分的理论证明，形成了主权在民的思想共识，在权力的来源问题上是不存在着理论歧见的，因而维护权力的公共性也是一种共同愿望。在实践上，理论的明确性受到了挑战，公共管理中背离理论的现象是普遍存在的，权力属于人民，却为少数人所窃取，权力应当为公共利益服务，却经常地被用于谋取私利，等等。当然，公共管理的制度设计者们极力想解决这一问题，因而在法律的健全和制度的完善方面做出了大量的工作。但权力与人民之间在实践上的背离并未从根本上得到解决。所以，我们认为，这是一条忽视了行政道德的法律制度绝对化之路。这一结果的出现，并不能完全从近现代公共管理的制度设计者主观方面寻找原因，而应当从整个近现代社会的政治经济关系中来认识公共管理体制的畸形化。

　　近代以来，最为显著的社会特征是市场经济的出现，而市场经济在其自我的发展中以不可阻遏的客观性迫使公共的领域与私人的领域分离开来，以便这两个领域都能实现纯洁化。也就是说，在这种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分化中，私人领域可以不受公共领域的干扰，在平等自由的条件下借助于竞争的动力得以发展;公共的领域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领域，不直接作为个人利益争端的一方存在，因而能够为私人领域提供公正需求，在私人领域的利益冲突和矛盾中较好地维护公共利益。然而，在实践中并未达到这一目标。反而，由于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分离，致使公共领域与政治领域的重合，公共管理的完全政治化。因而，公共领域中的行为准则往往从属于政治原则。如果说在古代社会，政治与伦理曾经处于一种混沌的统一状态，那么在近现代社会中，凡是受到政治侵蚀的领域，道德因素总是受到了排挤。可见，在公共管理的领域中，权力的道德约束受到忽视是与政治排挤道德相关系的。

　　公共管理的政治化以及政治对道德的排挤，造成了公共管理的官僚主义化和公共权力的被滥用。而这一切都反射到了制度上，以致于人们希望在公共管理的制度设计上进行重新调整来解决公共管理中的一切问题。具体做法是在公共行政科学化的旗帜下进行的，也就是使公共行政脱离政治，避免政治纷争的干扰。近年来，国内也有一批人在公共行政科学化的名义下倡导公共行政的非政治化，对公共行政中的党派色彩提出了尖锐的批评，甚至认为公共行政中的党派色彩是一切腐败的根源，党为腐败筑起了一道保护屏障。对于这些偏激观点的是非，我们姑且不论，但就其思维路向来看，它是政治领域与经济领域的分化、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分化的逻辑继续，即要求公共行政与政治相分离。如果对公共管理作出的这一新的设计依然无法解决权力运行中的各种问题，那么下一步应当怎样办?能否在公共行政领域中再进一步制造新分化?显然，进一步的分化是不可能的。如果在公共行政的领域中存在着官僚主义、以权谋私等权力腐败问题的话，那么上述思路就必然进入一个死胡同。而且，从美日等发达国家的情况来看，政治与公共行政的分离是否取得了成功，依然是一个值得怀疑的问题，而且在这些国家的实践中，公共行政中的腐败并未得到根除。因而，国内的那些急于怀疑党对公共行政的领导的观点就显得非常可疑了。

　　因此，在公共管理的制度设计中，追求“分化”并不是一条正确的道德。相反，把一切对于调节权力有着积极意义的因素综合到制度设计的方案中，所建立起来的公共行政体制可能会更有益于权力运行机制的健康。道德在权力的制约中能够发挥着积极作用。所以，在公共行政中，引进道德的因素，建立行政道德的规范体系，并为行政道德发挥作用提供环境支持，是公共管理制度创新的必要出发点。

　　在人类社会的历史演进中：“分析的时代”已经终始，“综合的时代”方兴未艾。在市场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政治与经济的分离、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分化，以致于后来公共管理中行政与政治的分离，都带有“分析时代”的特征。然而，市场经济的发展已经进入到一个新的时期，经济在运行体制上政治化，政治担负着经济职能，公共的领域不断深入到私人领域的腹地，而私人的领域却越来越多地承担公共职能。不同领域之间的交叉融合，已经成为一个新时代的特征。所以，在公共管理中，引进行政道德，使其在与法律制度的相互补充中实现对公共权力的有效约束，是市场经济发展的新要求。

　　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实践也证明了新时代的市场经济与行政道德之间不可分割的关系。例如，1978年，美国第95届国会通过了第521号法案《公务道德法》;1980年，美国第96届国会通过了第303 号法案《公务员道德法》。这两个法案不仅表明道德与法律是可相结合的，而且赋予了公务员道德以法律的意义，使上至总统、国会议员，下至最低一级公务员的行为在道德上有了依据。在制度上，美国国会设有专门的道德委员会和公务犯罪处，其职能是对政府官员和公职人员的道德操守予以有效监督，凡违背道德又不够刑事犯罪者，皆由道德委员会督促其主动辞职，凡违法者由公务犯罪处移交司法机关依法进行惩处。意大利也出台了一部国家公务员《道德法典》，对公务员几乎所有的行为都作了限制性规定，在芬兰，公职人员如果接受商界的任何吃请和游山玩水，都被视为受贿行为。在香港，公职人员接受吃请，如果一顿饭的费用按就餐人员平均分摊超过公职人员月薪的1%，就属于受贿行为。而且， 这些国家和地区的法律对于贪污腐败行为的处罚普遍比较严厉。对于触犯反贪法律的政府官员，不管其地位多高资格多老，一旦发现并取得足够证据，就要使其锒铛入狱，身败名裂。

　　当然，发达国家和地区在公共管理中引进道德的因素完全是实践所使然，理论上的研究还是远远不够的，不象资本主义制度确立时那样，有着启蒙思想的指导。然而，道德因素在公共管理中的引入，代表着公共行政发展的历史趋势。在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我们需要有着更多道德内涵的公共行政;在反腐兴廉的过程中，我们需要作出道德的选择。廉洁的行政、健康的权力运行机制，是离不开行政道德的。所以，我们必须强化道德对权力的制约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