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事业单位考试《公共基础知识》考前提分卷(3)

　　4.在联合国世界遗产公约里，你能读到的信息，基本就是“保护保护再保护”。对景区是否保护得当也是能否入选的条件。在联合国的公约里，一切以“保护为本”;但在地方，保护和过度开发会形成尖锐矛盾。

　　2007年，在新西兰基督城召开的世界遗产大会上，中国有6处世界遗产被“黄牌警告”，分别是故宫、天坛、颐和园、丽江古城、布达拉宫和云南“三江并流”。大会要求这6处地方就管理上出现的问题作出解释，如解释不得当，就有可能立刻被列入“濒危名录”。世遗大会关注了“三江并流”，并要求在下一年的大会上再次“验收”，如果正在建设水电设施的“三江并流”得不到有效整治，将可能被吊销“世界遗产”的称号。

　　而另据当年《南方都市报》调查：丽江在如潮的游人的喧哗下已逐渐失去了古城的韵味：纳西古乐被周杰伦的歌声代替，夜色中狂乱的酒吧，连当地著名的民间艺人宣科也因为喧闹搬出古城……

　　面对这一结果，国家文物局副局长童明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一些地方缺乏经验，遗产保护需要和世界接轨。丽江古城盲目地将原住的纳西族人口迁出来，使世界遗产原本的真实性变‘味’了;过分追逐商业利益;一些保护、修复原则没有与国际接轨，如故宫、颐和园、天坛的大修招致非议。”

　　中山大学城市与区域发展研究中心彭华教授指出，申遗的目的在于“要借申遗之实，给地方上一个紧箍咒”。成为世界遗产后，不仅被游客关注，也被媒体和上级政府关注，还被世界遗产委员会关注。同时对保护的要求是与世界接轨的。“其实申遗的过程，就是一个洗脑的过程。让地方从只想赚钱变成自觉保护。”〖=2〗

　　5.2010年11月16日，中医针灸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世界中医药联合会副主席黄建银说：“这是对中国作为中医针灸起源国地位的确认，有效防止了中医针灸的异化和去中国化，为中医药国际化奠定了重要基础。”

　　据悉，在最初阶段，中医是作为一个整体申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工作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国医史文献研究所所长柳长华介绍，中医历来被视为一个整体，不可分割。但是，整体申遗遇到了难题。大中医又有针灸、又有著作、又有技术、又有药，包罗万象，而联合国有关部门对申遗的要求是越具体越好。中医申遗思路面临调整。“单把中医针灸拿出来申遗，也是为了适应申请要求。”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副局长吴刚说。不过，“中医针灸申遗，不是保护中医针灸的一招一式，保护的是传统中医思想，是文化的多样性，是民族文化的根。”柳长华强调。

　　2010年9月，卫生部副部长、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局长王国强透露，中国已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交了中医针灸申遗的申请，有望成为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医药蕴藏着巨大的经济利益和社会价值，不断成为被不当侵占的重灾区。发达国家利用其技术优势和规则制定权，屡屡侵占其他国家的传统医药知识。以针灸为代表的中医，如今影响遍及全球。据统计，目前国外的针灸师至少有20万人，服务产值每年100多亿美元。

　　黄建银说：“随着中医针灸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一些国家声称自己是针灸的起源国，这对中医的发展是极为不利的。”

　　韩国韩医协会曾在2008年公开表示：“世卫组织没有选择中国和日本的针灸穴位作为标准，而是选择了韩国。”中国专家随后对此进行了驳斥，世卫组织也因此事向中国致歉。

　　中国中医科学院针灸研究所赵京生说，申遗能够持续保证中国针灸在世界针灸界的宗主地位。

　　黄建银说，申遗的成功，从法律地位上，为中医药的国际化发展铺平了道路。

　　柳长华说，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了传统医药的文化根基，跳出了知识产权制度的窠臼。我们可以借助这种保护，建立一整套传统医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制度。

　　“针灸在中医体系中的地位应该是最高的，中医就是从针灸发展来的。”谈起针灸的历史，89岁的针灸大师程莘农竖起大拇指说。

　　但是，如今针灸的发展，状况堪忧。

　　首先是“灸法”面临失传。针灸由“针”和“灸”构成。可如今针灸诊所却“有针无灸”，中医学界也存在“存针废灸”的声音。

　　其次，人才问题也困扰着中医针灸界。由于针灸在海外收费较高，国内大量针灸人才外流。

　　此外，“经济效益太差”，导致针灸在医院诊疗体系中走向边缘化。赵京生说，如果给医院最不赚钱的科室排个名，针灸绝对可以位列三甲。

　　如今，针灸进入了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一些人由此认为，有了一张很有分量的“免死牌”。但也有人提出，这张“免死牌”能保护它发扬光大吗?

　　“申遗成功，并不意味着中医针灸就能自然得到保护，这仅仅是一个契机，”柳长华说，“申遗为发展中医药提出了新要求，下一步我们将更好地传承、保护和发展好中医。”

　　6.“中国丹霞地貌”申遗专家组近日“晒出”一张账单：涵括申遗本身、设施建设及景区综合治理在内的各项费用达十几亿元。其中年财政收入不过2亿元的湖南崀山所在地新宁县为“申遗”共投入4亿多元，银行贷款1.55亿元。

　　一石激起千层浪，而此种一掷千金的“豪举”早已屡见不鲜：广东开平碉楼为“申遗”花费1.36亿元，河南安阳殷墟投入2.3亿元，山西五台山单是景区整治和搬迁就开支8亿元……在国家项目资金、地方财政拨款、银行贷款等的包装下，申遗项目都成了“重金打造”。

　　为维护世界遗产“权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1972年通过的《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将“严格保护、合理利用”放在首位，同时建立了监测机制，“世遗”一旦受到某种严重威胁，可列入《濒危世界遗产名录》，甚至除名。

　　尽管有严惩措施，但一些地方在商业利益和不良政绩观的驱动下仍背离了保护遗产、传承后世的初衷，在经济利益诱惑下演变成“文化搭台、经济唱戏”，遗产蜕变为“产出效益”。

　　这似乎成为“申遗”成功后的普遍现象：一旦某地的项目被列入世界遗产，其品牌效应便迅速放大，成为旅游业的“金字招牌”。“申遗”的意义，很大程度上被放大为对GDP的贡献率，并被遗产所在地政府津津乐道。

　　以1997年“申遗”成功的山西“平遥古城”为例，门票收入从“申遗”成功当年的125万元增加到2008年的7500万元。旅游综合收入从1997年的1250万元增加到2008年的6.7亿元，旅游收入占当地GDP的比重从2007年的不到1%增长到2008年的13.91%。

　　而在1997年当选为世界文化遗产的云南丽江古城，申遗成功后游客数量连续多年年均增长10%以上。2009年旅游业收入88.66亿元，同比增长27.49%。旅游业对当地GDP的贡献率常年保持在5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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