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洪明:西方的习惯就是分餐,基本上产生浪费的空间小,我们中餐这种形式,它就容易产生浪费。
中国农业大学教授翟留栓:每个人的饭量不一样,按照大家平均的饭量来叫菜的,一桌子菜剩下了,不知道是你剩的还是他剩的,所以谁也没责任,容易把责任藏起来。其实刑法对浪费的约束力可操作性比较有限,但是通过价格杠杆,通过经济手段来调节比较有效,还有消费文化的改变。
张毅:再一个情况就是中餐的改革。在市场经济条件之下,已经有很多大的变化了,但是仍没有像日本对西餐引进以后对日餐的改革,比如说一个面包是多大,用多少糖多少的面粉发酵以后重量是多大,完全是标准化的。到日本的超市里面买东西,土豆、苹果都是一模一样的,而中国一碗饭是根据厨师的把握来放的。
翟留栓:标准化有一个好处就是可以控制量。我一开始到日本的时候,觉得日本人太小气了,我一吃就两碗拉面,他们就一碗米饭,根本吃不饱。后来我才发现人家根本不是把肚子撑起来,咱们中国人是把肚子撑起来才算是吃饱,他们是营养吃够了,就饱了。
怎么判断营养够了?就是标准化生产。他知道一个面包含多少卡路里,他吃一个面包两个鸡蛋,即使肚子没有撑起来他也知道,今天的能量足够了,可以节约了。像我们就不一样了,你没有标准化,你到底吃了一碗营养够不够啊,那不一定啊,还得再吃第二碗呢,万一这一碗油水少了,跟不上,中国人一般都是把肚子吃撑叫吃饱,通过量的多把热量增加上。
王洪明:中餐对油脂的消耗很大,而西餐包括韩国,他们没有炒菜,你进到他家去做客,他客厅和厨房连在一起的,我们现在也倡导开放式的厨房,但是我们真不能开放,开放了以后就糟糕,所以在烹饪上改革也势在必行。
粮食浪费背后的机制危机
张毅:浪费的背后还有机制的问题。第一个机制就是把粮食价格抬起来,缩小农民跟城里面的差距。第二个机制就是中国在食品标准化管理方面,逐渐出台一整套的规章制度。
第三个机制是通过媒体做一些宣传,让中国人改变现在的消费习惯,形成良好的消费方式。请客吃饭的时候不一定非要吃到剩下才觉得满意,而是觉得吃得好了觉得满意。第四,对白酒的消费要控制,因为它是粮食变过来的,一方面白酒把人给喝坏了,另外一个方面,把大量的粮食拿去生产了白酒,并没转变为对中国人的健康、对中国人的环境的保护有利的渠道去。王洪明:相反的一些不利的现象倒多起来,像肥胖症的增加,糖尿病患者的增加,有许多就是完全不是饥饿引起的,而是饮食习惯不良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