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政府虽设有相关机构对孤、残、弃儿童进行救助,但由于机制尚未完善,政府机构的救助力度有限。据民政部公布的数据显示,我国现有失去父母、查找不到生父母的未成年人(即“孤儿”)61.5万名,这个数字是动态的,每年都会增加,每年又有一批被收养。这个数量主要是指民政部门发现和在民政系统登记的孤儿。而收养主体目前有政府、个人、社会组织。其中,民政部门儿童福利机构养育的孤儿仅有10.9万名,由亲属养育、其他监护人抚养和一些个人、民间机构抚养的孤儿有50多万名。
目前,我国对孤儿和弃婴,采取分散与集中养育相结合的方式,民政部门福利机构主要负责查找不到监护人、监护人无力抚养和未被收养的孤儿、弃婴,发挥着兜底保障作用。
“民间收养作为官方福利机构的补充,发挥着十分重大的作用。有些被媒体报道后而被政府部门所知,而更多的不为人所了解。”全国政协委员、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王名表示:“截至目前,没人能确切说清我国有多少民间孤儿院。但我知道未经民政部门审批的个人收养情况,是普遍存在的。”
王名指出,由于未走政府审批程序,我国大多数民间孤儿院处于“合情不合法”的境地,相当一部分孤儿院“不出事自生自灭,出事后一散了之”。对此,王名认为,“一个民间机构所提供的安全和权益很难得到保障,只靠良心、道德不具备刚性约束力。因此,相关的政策法规要尽快完善,孤儿的民间收养要确定国家标准,即必须具备一定的经济实力、必要设施和专业能力。”
兰考之痛在于制度弊端,政府责任亦不可避
兰考悲剧发生后,网友在微博、博客、评论中都在追问这样的问题:为什么这些孩子没有父母抚养?有多少孩子还处于这样的困境?为什么由袁厉害这样的一个普通公民来承载这些孩子的生存机会?政府应该承担什么责任?
北京青少年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副主任张文娟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中国的儿童保护制度像一口破锅,到处漏风,热点事件揪出一个洞,就去补这个洞,既没有防止同类悲剧发生,也对其他类似悲剧的发生没有任何预防作用。“甘肃校车死了一些孩子,执法一阵风,结果用不了多久,江西又发生同样的校车事件。毕节五男孩死了,处分了几个官员了事,没有制度检讨和补救性方案的公开,结果兰考一把火,又让一些孩子葬身火海。”
反思兰考火灾,张文娟认为,既有弃婴福利保障制度的弊端,而政府的责任亦不可回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