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山西公务员面试热点：市长调任引群众挽留

　　背景：山西大同市长耿彦波调任太原，引发市民挽留。耿彦波主政大同5年，推出了雄心勃勃的一揽子古城重建计划，希望把大同3.28平方公里的古城真正恢复到明代时的格局。他有关城市建设的理念，追求铁腕效率的行事风格，曾招来不小争议。

　　新京报发表徐立凡的文章：有市民坦言，挽留耿彦波，是担心“人走政息”。春节后上班第一天，大同市主要负责人对此先后表态：政府工作是连续的，新官要理旧账，承诺做到“五个凡是”，大同市政府是诚信政府，说话算数。一个地方主政官的正常调动，为什么会引起市民如此大的反应?对于今后的工程建设，为什么需要市委市政府专门作出郑重承诺?如果大同古城重建计划，不仅是耿彦波这样的敢为官员具体力推启动和实施，而能得到行政环节方方面面的全力支持，并主要由机制主导实施，市民们可能就无须再担心“人走政息”;如果涉及城市重建的拆迁、补偿、回迁、规划、步骤等环节，都能经过与民意环节充分沟通协商，在实施过程中都能得到政策和法规体系的有力监督和保障，市民们可能就无须再担心由于工程烂尾，可能造成公共和个人利益损失;如果承担着重要行政职责的地方官员，在其升迁调任之时，能与当地民众及时沟通，通过当地人大赋予当地民众应有的知情权，市民可能就无须发出“为什么在我们不知道的情况下调走市长”的慨叹。不可否认，现实中因官员调动而使地方发展规划另起炉灶的事，并不鲜见。其结果，是地方官员不适应，民众不适应，造成了新的资源浪费。只要民众的各项权利有保障，地方发展的可持续性得到保证，市民类似过去“万民伞”式的挽留，也就可以不需要了。

　　小编随想：法治与人治，在一些人眼中是对立的。但在现实中，徒法不足以自行。法律也好，政策执行也罢，最终要由人来完成。尤其是，法律与政策制定更多是大框架性的，细节的填充以及对政策上下限张力的掌握，还是要看具体操作者的执行能力。一些个性官员的说话方式、行政风格、行事手法引发争议，甚至被质疑顶着红线、打着擦边球。但是，往往是这种人能给太过四平八稳的行政氛围注入催化剂，加速地方面貌与经济的变化。如果群众在一段时间后能够感受到地方的积极转变，曾经的不理解会变为理解，个性官员曾遭遇的非议也可能转化为拥护。但也需指出，个性本身是个中性词，个性色彩未必都是璀璨的，个性的决策更不都是正确的决策。人们曾看到，某些干部在决策时不顾群众反对，强行“霸王硬上弓”，最终的结果是项目失败，既耗费了大笔财政资金，又极大地丧失了公信力。这也是为什么高层提出“不折腾”的原因所在。问题在于，如何区分“不折腾”与“勇进取”?怎样判断“个性”与“随性”?这才是老百姓对于某些干部行政存在不确定疑问的关键。如果总要等到“大局已定”，才能显明干部行政的优劣，不只是监督的滞后，更为时已晚。当某个干部的行政方略刚被证明是积极的，却将其调走，又上任一个新的陌生干部，让群众如何淡定并相信前任的政策会被延续?说到底，在法治的大背景下，协调权力与决策的关系，平衡社会管理与民主监督的比重，是道长久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