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浙江公务员面试：灾后舆论是实现进步的契机吗

　　其实此事没那么简单。一事当前，尽量排除政治因素，暂时搁置道德判断，在通往宏大问题的因果路径上设置一个限制，不轻易穿越过去，这是个极为重要的思想方法。甚至可以当作衡量一个民族的舆论界是否成熟、是否发达的主要标尺。若普遍未能做到这点，人人都带着泛政治化、泛道德化的毛病，黄浦江倒灌中南海，死猪耳朵反挂撒旦的后脑勺，这样的舆论界一定是混沌的、昏乱的、处在初级状态的。

　　要害在于，“无限追究”严重干扰了事实判断。因为，还没等把具体问题的前因后果搞清楚，争论各方已经一窝蜂地杀入战场，去抢占各自的制高点了。中国红十字会到底有没有贪污和渎职的问题，和郭美美事件到底是何种关系，已经不再是问题，爱怎样怎样，斗争焦点已经转移到派哪些人去接管红会、或用哪个新组织取而代之的政治问题上去了。

　　历史上，科学最终挣脱了中世纪经院哲学的桎梏，独立发展起来，如果未能搁置道德判断、专注事实判断，将信仰问题和科学问题分隔开，根本不可能。可叹的是，直至今日，这种搁置和分隔，仍未成为中国舆论界的基本准则。

　　文革期间，农民在自家后院养几只鸡，也能无限上纲到“走资本主义道路”。其实，今日的“无限追究派”，与此一脉相承。

　　回到“灾后舆论”的问题上。前面说了，天灾就是老天爷占据了首要肇事者这个位置，把“无限追究”这条路堵死了，无论怀抱多大的冲动，也知道爬上珠峰顶去和老天爷决斗没有用。所以，客观上制造了一个断绝“无限追究”的舆论环境。即使还可以从楼房建筑质量、政府反应速度、具体救灾措施等方面迂回地追究，但救灾的紧迫性和人类的同情心也或多或少会对此有所遏制。

　　这就是进步的契机。既然其他时候都没办法形成这种难得的一致，那么天灾之后的“灾后舆论”就成了唯一的真实体验。整个舆论界可以在这种体验中反思一下，为什么对于别的问题不能也这样首先关注事实，暂时搁置其他?不能等到事实弄清楚并发现确实存在更深层的问题根源后再去追究?从一个老人中风倒地的画面就能一步跳跃到“逾百人跨过不理”的凭空想象，然后又一步跳到“国人竟冷漠至此”的道德讨伐，媒体跳大神般的集体昏乱能不能借“灾后舆论”这个特殊环境治一治?

　　天灾无法避免，若能利用天灾取得进步，社会幸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