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环境前所未有宽松
除处理好上述三大关键问题,我国未来十年还有两个关键技术问题需处理好。
首先是从制造业到服务业的产业升级转型压力。低端制造业正在变成夕阳产业,是落后国家为就业不得不做的事。世界的生产方式从农耕到工业制造是第一次大转型。从工业制造为主到设计研发类高端服务业是第二次大转型。农牧业生产不创造需求,而制造业的生产创造需求,需求反过来刺激生产。第三产业是创造非有形产品的产业,比第二产业又高一层。以设计研发为核心的服务业能把有限的原料和能源变成几乎无限并且便宜的产品。而今,世界上最值钱的企业都主攻产品设计,不再拥有工厂。主营产业不同会导致国家间巨大的贫富强弱差距。
其次是高速城市化压力。高速城市化使新一代乡村人口定居城市,不再返乡。若安置不好,这些人会成为“城市新贫民”阶级,导致严重的社会阶级斗争。这是重大的政治问题,应予足够重视。在劳力短缺时代,若能首先放开城市间户籍自由流动,创造各大、中、小城市争相吸引劳力的局面,让城市常住人口规模与政府级别挂钩,或许能让问题迎刃而解。
幸运的是,历经六十多年的艰苦奋斗,中国实力有了长足增长。因为实力强大,我国的国际环境实际上已经变得相当宽松,甚至可以说,宽松程度前所未有。台海问题的天平决定性地偏向了大陆,美国“重返亚太”除了增加几艘航空母舰来巡游也不可能有什么实质性进展,更构不成什么“安全威胁”;日本挑动钓鱼岛争端却反而吃了闷亏;东南亚国家有些疑虑却也主要因为幻想有美国可依赖,这同过去“中国威胁论”产生实际影响已不可同日而语。美国、欧洲、俄罗斯的对华关系越来越稳定,很难想象出现重大波折。而今,只要中国不想打仗,没人能迫使中国打仗。因此,中国的问题根本上是国内问题。只要党能以民为本,不脱离人民,与人民在一起,制止腐败,统一思想,保持快速经济发展,我们就战无不胜。与过去不同,中华不自乱,没有哪国能乱中华。此种好局是前辈给这一代中国人留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