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年来许多官员的随意复出，不符合相关政策法规的精神，有违程序正义。同时，以随意复出取代此前的严厉问责，亦有悖社会公众的日常理性，缺乏严肃性。
据新华社报道，近几年来，以免职为代表的问责有被滥用的趋势，甚至被网友称为被问责官员“带薪休假”的代名词。梳理过去几年一些问责免职官员的经历发现，出事——免职——冷却——悄然复出——舆论质疑——回应合规——不了了之，成为他们的轨迹。免职常成摆设，问责近乎“假摔”。而公众舆论对官员问责制度的关注焦点，也从“下台”转为“上台”。
问题官员频频随意复出，不仅抵消了政府问责问题官员产生的制度效果，也一再深深刺痛了社会公众的敏感神经，甚至产生“二次伤害”。那些隐藏于“免职、复出”背后的权力之手，或许以为时过境迁，当初沸沸扬扬的舆论已经冷却，尽可以随意操弄。殊不知，公众其实并不可能轻易忘却那些曾经灼伤人心、撕裂社会的恶性事件。
问责之所以近乎“假摔”，其原因有二。具体而言，其一，近几年来许多官员的随意复出，不符合相关政策法规的精神，有违程序正义。按照2009年出台的《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之规定，引咎辞职、责令辞职、免职的党政领导干部，一年内不得重新担任与其原任职务相当的领导职务。然而，到了现实中，“一年禁用”，却被变通为“一年之后即用”，有的甚至连一年都等不及，即易地为官。
问题官员并不是不能复出，而是这种复出应该遵循基本的规则和程序，不能完全依靠“长官意志”。比如，问责不能一免了事，免职之后，相应的政治问责、法律问责是不是也该迅速跟进;又如，复出之前，是不是应该向社会公示相关信息?以履行告知的义务并征求公众意见?还有，复出官员职务何以能够获得晋升，也应该有一个明确的说明。等等。
其二，以随意复出取代此前的严厉问责，亦有悖社会公众的日常理性，缺乏严肃性。也即，若想用后面的复出决定取消前面的免职决定，至少应该给出一个负责任的说法。这样的“过渡”，既要经得起政策法规的查验，更要经得起民众的审视。不然，不仅复出不严肃，免职也不免草率。
说到底，对出事官员进行问责，既是对社会公众、公共利益的一个交代，也是现代政府治理中从严治吏、约束权力的题中应有之义。不免职则无以平复舆论，不问责又如何以儆效尤?如果听任问题官员随意复出，甚至将问责制度演变为问题官员休养将息的权宜之计，又如何能够切实改进作风、管好干部?
因此，目前的当务之急在于，一方面，进一步细化规定，规范问责、复出的相应程序，增强公开透明，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另一方面，官员问责制度也要“回归常识”，什么是“常识”?很简单，官员责在公共事务，错了就要承担代价，接受问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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