升旗过后的天安门广场留下5吨垃圾,游客不顾警示随意攀爬圆明园古墙遗址,贵州苗寨景区游客打群架,宁波高速路堵车乘客下车“扛”走旁边农田里的大冬瓜……国庆长假结束,本该是审美的休闲游,却成了不得不直面国人公德缺陷的“审丑”之旅。这些不文明出游的新闻,在整个长假期间频频见诸网络和各种媒体。看起来在《旅游法》首度实施的这个黄金周,不文明的现象并未明显减少。是游客的公德水准在逐年下降吗?当然不是。
由于自媒体发达,任何不文明的蛛丝马迹,都可能被微博“报道”,进而在传播过程中形成“放大”效应。我们要看到仍然丑恶的一面,但也不能漠视已然改善的另一面。比如天安门广场的5吨垃圾,相比往年其实已经大幅减少,证明游客的素质是在逐年提升的。
当然,这并非是为那些还很泛滥的不文明行为寻找借口。“审丑”是一种集体自省,惟有舆论形成对不文明者的压力,改变才会来得更快一些。只是我们也要理性地看到,改变已经在发生,只是彻底转变可能比我们希望的来得缓慢。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台湾经济迅速腾飞,很多“暴发户”去欧美旅游,和如今一些内地人一样,也常常当街吐痰、大声喧哗、喝酒闹事、不排队、随地乱丢烟蒂垃圾等,饱受舆论非议。当时一些国际饭店为避免声誉受损,甚至明确表示不接待“台客”。随后,台湾当局和民间团体倡导了十几项运动,如“勿随地吐痰”、“说话讲礼貌”、“上车请排队”等,被称为台湾的新形象运动。
只有两千多万人口的台湾,经过20多年的努力,游客形象才有了极大改观。大陆这么庞大的人口基数,整体素质的提升的确很难一蹴而就。从网络上来看,似乎人人都对不文明行为嗤之以鼻,可现实中为何会呈现截然不同的景观?是举止不文明者从不上网发言,还是人们的内心和行为之间可能出现分裂?不管答案是什么,都说明从个体道德自省,到集体的公德意识;从内心道德意识,到现实行为习惯,都需要付诸时间。
新华社的一则报道就很耐人寻味。其中提到,和内地频现不文明行为相比,多数内地人在香港都很守规矩,一位游客的话很有代表性:“内地人来香港游玩,看到大家都遵守秩序,自然而然会学习,养成好的习惯”。这或多或少说明,环境的压力,是文明提升的重要力量。但改变个人的道德意识容易,改善整体的公德环境很难。这没有什么捷径可走,也不能指望下什么严刑峻法的“猛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