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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反思过往城市“摊大饼”的发展模式，将更多注意力放在中小城市身上。适当引入利益引导机制，将未来更多的资源向中小城市倾斜，使之产生“洼地效应”。
公安部给出“户改”时间表：到2020年，要基本形成以合法稳定住所和合法稳定职业为户口迁移基本条件、以经常居住地登记户口为基本形式，城乡统一、以人为本、科学高效、规范有序的新型户籍制度。
两个“合法稳定”为户口迁移基本条件的新型户籍制度，比大城市现行的、严苛的入户条件要简易得多，甚至比过往的购房入户门槛还要低一些，“合法稳定住所”范围应该比自有产权的商品房要宽泛得多。蓝图是美好的，欲在数年内坐实此项制度，难度不小。
谁都知道，从户籍这张薄薄的纸中，读到的不仅是主人的身份与居住信息，还依附了许多隐形的福利，如子女入学、就业服务、医疗保障、文化建设、住房等公共服务。譬如子女入学，哪怕外来工在城市待了十年八年，想为子女谋得到一个公立学校学籍也非易事。说实在，给个“名分”不难，难的是给“待遇”。根据中国社科院发布的蓝皮书，未来20年内，中国将近有5亿农民实现市民化，人均市民化成本为10万元，为此至少要付出40万亿~50万亿的成本。重大的现实问题是：谁来、谁能消化这些成本?因此，提到降低入户门槛，市长们有不同意见。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加快户籍制度改革，全面放开建制镇和小城市落户限制，有序放开中等城市落户限制，合理确定大城市落户条件，严格控制特大城市人口规模”。中小城市、建制镇放开户籍限制难度不大，问题是它们“户口簿”是否有足够的“含金量”，吸引“新市民”流入?怕只怕它们放开了，也没多少人愿意去。就目前的现实，我国的城市是一个以大管小体制，大城市就像一个“倒金字塔”，城市等级越高，资源聚集能力越强，聚集的优质资源越多——医疗、教育、文化等等，人们挤进去的愿意就越强烈。就像北京等一线城市，尽管入户仍存在诸多限制，每年依旧有大量的人排队轮候入籍。
一方面，以打破二元结构、人口自由流动、城乡自由迁徙为目标的户籍改革是公众意愿，而且还能带来一定城镇化红利;另一方面，又要避免人口过于集中在少数几个大城市，超出大城市承载能力，加剧雾霾、噪音、拥堵、高房价等“城市病”，让大城市变得不宜居。要在两者间取得平衡，就要反思过往城市“摊大饼”的发展模式，将更多注意力放在中小城市身上。适当引入利益引导机制，在特大城市与大城市、中小城市之间进行资源的再分配，将未来更多的资源向中小城市倾斜，使之产生“洼地效应”，将更多“新市民”吸进来。中小城市在新型城镇化有更大担当，既降低新型城镇化发展所需的成本，又能实现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的良性互动。
大城市的生活成本高，凭进城农民工的收入难以维持体面生活，他们扎根大城市的意愿并非很强烈，很多人目的很单纯，就是进城赚钱，回乡生活。只要中小城市、建制镇的综合指数较高(经济水平、就业环境、公共服务等等)，他们还是比较愿意选择中小城市。因此，户籍改革要与中小城市的发展结合起来，同步推进，相互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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