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天,“井底人”王秀青的故事被媒体曝光之后,他获得了月薪3000至4000元的工作,乡镇和村里也让他提交申请低保的手续。当央视记者问及他为什么不申请低保时,他的一句话戳痛了笔者的心,申请低保让政府很不体面,不想给政府添麻烦。
王秀青的老家在北京怀柔区长哨营乡遥岭村,他的家庭贫困程度早就达到了享受农村低保的标准,但他家因没交超生罚款而不能申请低保。且不论计生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挂钩是否具备合理性,他和妻子“怕给政府添麻烦”的想法足以让人诧异。王秀青认为,申请低保不体面,同时因为超生,申请低保他们更是连想都不敢想,当然,他也没有得到任何关于申请低保的帮助。
按照王秀青的思维,“混不好”是自己本事不够,怪不得政府。显然,在他的思维里,政府是管理者而不是服务者,他更不会认为社会救济是政府的责任和义务。然而,社会救济是社会保障制度中的“最后一道安全网”,对于维护社会“底线公平”和社会稳定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它是政府责任的“底线”,而不是“麻烦”。他的无知不仅反映了他个人知识水平的缺陷,更折射出社会救助的“盲点”。我们进一步分析,就算王秀青了解相关的政策,他家的境遇会改变吗?
我国的社会救助体系由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社会互助制度、灾民紧急救助制度等六个部分组成,其中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占据核心地位。按照北京市2013年的低保标准,城市低保标准为家庭月人均580元;农村低保最低标准为月人均460元。王秀青本是河北人,常住在妻子家,有三个儿女,他在北京的每月收入不到3000元,如果没有北京户籍,他无法享受北京市的低保。作为一名“北漂”,他最多能获得的帮助就是去救助站。而按照规定,救助站一般可以提供十天以内的食宿服务,然而10天显然不能解决他在北京长期居住的问题。就算他有北京户籍,家庭所有成员都能享受低保,对他来说,他的工资加上低保,用于日常生活开支和供三个儿女上学,也只是杯水车薪。此外,他获得新工作后,工资极有可能略高于低保标准,那个时候,他将再次走入社会救助的“真空地带”。
我们要反思,在社会救助这个大网下,到底还有多少“漏网之鱼”?更要反思,我们的网编织的疏密程度是否合适?碎片化的社会救助体系如今遇到了很多挑战,城乡分割分治、基本公共服务不均等、户籍制度藩篱等诸多问题等待我们一一破解。有句话说,幸福的人是相似的,不幸的人却各有各的不幸,希望不要因为制度设计的缺失让不幸继续上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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