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景链接】
2014年3月23日,广州市“婴儿安全岛”试点工作情况通报会宣布:暂停试点“婴儿安全岛”。广州市社会福利院院长徐久介绍,设立于该院的“婴儿安全岛”于今年1月28日投入使用,截至3月16日,共接收弃婴262名,全部患有不同程度的疾病,接收弃婴数量远超过开展试点工作的其他城市同时期的接收数量。作为广东省首个、全国特大城市里少有的试点,广州此举势必将产生深远影响。
【标准表述】
[原因]
在全国多城市的弃婴岛试点中,唯广州出现如此始料不及的“弃婴潮”,确有特殊原因。在没试点前,广州就是全国接收弃婴最多的城市之一,每年达三四百个。如今所谓的“弃婴潮”,实际只是以往问题的显性化,从分散全市到集中于“岛”这一点上。弃婴集聚羊城,亦是多种因素所致,与经济发达、医疗资源集中、风气开放、流动人口多等有关,可以说,广州这个小小的弃婴岛,承载的远远不止这座城市的弃婴。就决策层面而言,在资源配置上,必须考虑广州试点的特殊性而有所倾斜侧重。
[启示]
其一,“婴儿安全岛”整体缺乏。如果每个城市多建几个“婴儿安全岛”,弃婴就不会集中到一个地方。
其二,我国保障婴儿权利的安全网络还不够严密。家庭是保障婴儿权利的第一“安全岛”,国家是第二,社会是第三。这些防护网都没有挡住两百多名婴儿被遗弃的命运,显然是个残酷的现实。
其三,广州有关方面最初预估不足。石家庄、西安、南京等地先后设立了“婴儿安全岛”。如果能从这些城市吸取经验,做出科学预估、加大财政投入,弃婴接收能力不会轻易达到极限。
[深入分析]
弃婴收治是现实生活中的真实需求,它的满足和化解,是社会治理经常会遭遇的普遍困境。此前引发热议的广场舞现象,暴露出居民健身需求与场地供给之间的不匹配。还有,春运的巨大客流与客运能力的不匹配,等等。虽然情况不一,但同样构成大国治理中的现实需求。解决这些难题,需要更新社会治理的观念,依靠多元社会主体去完成治理目标,而不是政府一家单打独斗。无论个人、社会还是国家,在这一新的时代要求前,都需要学习和成长。对个人而言,国家不是家长,尤其是类似弃婴问题,不能突破人伦之常;对社会而言,需要在积极的实践中实现自我治理;而国家需要在观念上给予引导,在行动上给予空间。
[措施]
对此,专家建议:
一是要宣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让这个社会上的每一个人的思想水平都要提高,在做任何事情上都不要放弃自己的责任,每一个人都要有家的观念,每一个人都要有奉献意识,只有人人承担责任,这样弃婴现象才会减少。
二是完善福利院设施条件,尽量解决福利院面临的安置困境。对此,应在制度层面统筹考量,具体而言,弃婴接收后,在发挥福利机构养育的兜底作用之外,应积极拓展安置渠道。比如在大城市周边多建一些弃婴岛,把儿童福利的很多措施尽快地补上来。同时可以把一个儿童福利院分散为很多的小型儿童福利院,更加方便照顾婴幼儿。
三是加大社会救助力度。政府应该为这些孩子们提供良好的服务。加快建立健全儿童福利保障制度,构建患重大疾病、重度残疾儿童救助及其家庭扶助体系,切实减轻困境儿童的家庭负担。
四是加强对准父母的道德教育,使家庭负起守护儿童生命安全的责任。家庭作为社会生活的基本单元,理应肩负更重要责任,为儿童的幸福成长提供必要保护与协助。政府或社会组织应该给父母一些辅导、培训,提高他们的道德意识、责任意识和育婴知识,要给他们更多心理上的支持,使其承担责任,避免弃婴行为。只有提高父母的认识和能力,才能让孩子得到更好的照料、免于社会的歧视,减少弃婴现象。
五是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加大执法力度。加强法制宣传,对恶意丢弃婴儿的现象一经发现,必须用相关法律重责,实施必要的行政、刑事处罚。只有对这种现象严厉打击,才能够从根本上转变孩子被遗弃事件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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