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国家公务员面试热点：讨薪还需制度化化解

　　1月19日13时许，在河北冀州一处新建楼盘，一名13岁女孩帮父亲讨薪时，从16层跳下，随后被送往冀州市医院。17时许，家属称，女孩已经死亡。一名在现场讨要工钱的农民工称，跳楼的小女孩是他们包工头的女儿小梦(化名)，今年13岁，正在读初中。可能是看到父亲讨薪困难，于是和奶奶爬上了高楼，希望帮父亲讨到工人工资。(1月20日《新京报》)

　　这无疑是让人唏嘘感叹的一幕：一个原本应该快快乐乐读书、玩耍的孩子，因为牵扯到家人的讨薪中，不幸坠楼殒命。无论，导致这个孩子丧命的直接原因是什么，也无论其背后是否有着什么巧合与错误，讨薪难都是一个绕不过的背景和肇因。

　　每到农历年终和新年，讨薪就成为很多农民工的关键词，甚至是生活的全部，讨薪难也就成为他们的难言之隐和心头之痛，若讨不到薪，一家老小都没法过好新年。虽然，农民工的讨薪难人们并不陌生，媒体也在年复一年的报道;但是，具体难到什么程度，苦到什么样子，人们却并不清楚，人们的同情有时并不能维持很久。这一次，因为一个女孩的惨死，因为媒体的报道，人们对讨薪难似乎多了一些了解。

　　其实，前几天，新华社记者就做了一回有心人：他们陪同农民工一起讨薪，他们想把农民工讨薪之难真实地呈现在公众面前。他们期待自己的报道可能起到作用，农民工讨薪难的情形可以随之改变。连同这一次关于讨薪女孩的惨死，讨薪难通过媒体报道再次得到了呈现。　这种呈现有两重意义。一是，激发人们的同情心。那些欠薪的人，那些围观的人，想到过农民工讨薪如此之难吗?他们会不会因为看到媒体的报道动了恻隐之心?至少，对于公众来说，这种报道可以引发舆论关注，从而形成一个新的较热的议题，推动农民工讨薪难的解决。二是，发现现实存在的问题。讨薪难到底难在哪里?这些难题到底该如何解决?即便，这些问题是老生常谈的问题，当讨薪难没有得到彻底解决之前，这些问题依然有提出讨论的必要。这是媒体功能的体现，也是媒体社会责任感的体现。

　　可问题是，媒体并不是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之前，讨薪难就是媒体的常规性选题和周期性选题，媒体并没有忽视对讨薪难的报道，可效果却并不明显。一方面，问题似乎没有得到有效解决，否则讨薪难也不会成为周期性选题，一到年终和新年时就会成为一个大问题，一些地方甚至发生因讨薪而打死人的新闻。另一方面，人们渐渐对媒体的报道也不太感兴趣，或者炒作的味道越来越浓。毕竟，新闻媒体做的是新闻，对于媒体来说，即便是报道讨薪难这样的选题，也需要具体的切入角度和清晰的新闻价值。这不是媒体问题，媒体的作用需要通过设置议题、启动制度、提供监督完整体现。

　　其中，最核心的一步就是启动制度，或者说制度启动。媒体的报道在设置议题，制度应该对此进行回应;制度回应的情况如何，媒体也可以进行监督。但至于制度回不回应，回应的质量如何，就不是媒体能够完全决定的。这取决于制度的完善和制度的执行。事实是，如今关于讨薪的制度比较完善，一旦发生欠薪的情形，农民工可以通过劳动仲裁和司法起诉的方式去讨回自己的血汗钱。关键是，这样的制度救济有时存在不少问题：比如，成本较高的问题，农民工承受不起其中的时间成本、经济成本;比如，执行不力的问题，劳动仲裁时踢皮球，司法判决后不执行，农民工即便赢了仲裁和官司，最终还是可能拿不到一分钱。其中，执行不力是一个重要问题。

　　不同农民工被欠薪的情形有所不同，但讨回欠薪的模式基本是相同的，那就是公权力在解决欠薪问题时，有了更积极的作为。因此，对待农民工讨薪难的问题，需要增加制度回应和问责的环节——当出现讨薪难时，除了找出谁在欠薪之外，还要查查在讨薪过程中，职能部门是否尽到了职责，是否表现出了积极性?如果，讨薪之苦只由农民工承担，职能部门面对难题即便不作为也毫无干系，那么讨薪之苦必然成为一种讨薪之难。只有以制度压力和舆论监督督促职能部门转变角色，心系农民工讨薪之苦，问题才有解决的可能，制度的效力才能真实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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