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北京公务员热点：行政壁垒拖累京津冀协同发展

　　云雾攒动、光影交错，海拔800多米山顶的长城烽火台旧址之上，一座高约1米的正三棱体界碑静静地伫立着。碑体三个立面分别刻着“北京”、“天津”、“河北”以及共同的“111213 I、国务院、1996年”字样。在此接壤的是北京市平谷区金海湖镇、天津市蓟县下营镇、河北省承德市兴隆县。作为京津冀三省市的交界之处，这座界碑被当地居民形象地称为“三界碑”。对于游客来说，三界碑是一个景点，但对于生活在三界碑下的三省市居民而言，他们的生活却被碑座上的鹅卵石及其延长线划分得形同天壤。

　　“我们爱长城也怨长城，同处一个山沟，以长城为界，我们的生活和北京差别太大了。”在采访中，两道长城之间夹着的河北省陡子峪乡多位居民对记者如是说。天津下营镇的居民也表示，他们的生活虽比河北强，但也与山那边的北京人“不可同日而语”。

　　长城两边差别大

　　“有人问我兼了这么多职，能挣不少钱吧，我告诉他们，我挣年薪，3000多块钱。”蔡金莲说着笑了起来，又叹了口气道：“太少了”。虽然住在一个只有几间平房的小院子里，但身兼四个职务的蔡金莲的家境在沥水沟村已算是中等偏上，除了每月318元的固定工资，去年种的核桃卖了700元，栗子卖了200元，家里收入的大头是靠今年48岁的老公张永付在北京打零工所得，大概一年2万元。

　　兴隆县陡子峪乡是三界碑下河北省的地界，也是河北省最后一个通公路的乡，下辖7个村，共7000多口人，沥水沟村在当地算得上相对富裕。今年47岁的蔡金莲从小在沥水沟村长大，现兼任村党支部副书记、村委会副主任、村妇女主任以及村会计。

　　蔡金莲和丈夫育有一子一女，儿子已在北京成家，打工能够养活自己，女儿在河北三河市上高中，一星期吃喝用得200元，学费一年2000多，一年需要1万元。“所以现在我周六日还去北京的农家院打工，在后厨配菜。周一到周五不敢走，怕村里有事。”蔡金莲说，“孩子还没长大，不打工怎么办?”

　　“去北京打工”在沥水沟村是一种时尚，但与一般印象中的长途跋涉奔赴京城不同，沥水沟村的人只要沿着村边的主干道一直往南走不到1公里就来到了北京平谷将军关村。今年50岁的蔡金荣是将军关村的妇女主任助理、计划生育协调员，她还有一个身份——蔡金莲的四姐，作为亲姐妹，嫁到北京的蔡金荣与妹妹的生活相比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蔡金荣家住在将军关村二期别墅内，而驱车进村时，记者看到村里北部的三期别墅也已落成，整个村庄显得整齐而又大气。蔡金荣的爱人张立中是村里的水电工，他告诉记者，2011年，他们搬进来别墅，当时用老房子抵了10万元，自己掏了20万元。别墅共上下两层，214平方米，还带一个挺大的院子。

　　张立中说，去年核桃栗子一共卖了1000多元，自己作为村里水电工，工资一个月1900多元，蔡金荣工资虽然不高，但每年都有免费的妇女体检，全家共5口人，儿子还在北京市里上班，每年都能结余不少钱。

　　“现在村里面农家院兴盛，很多村民都富了起来，一年甚至能挣几十万。”张立中说。听着四姐夫说着家里的境况，蔡金莲说：“我们姐妹几个有时候开玩笑说，当年咋不像老四一样嫁个将军关的人呢?”

　　陡子峪乡党委书记司海涛告诉记者，自己每月工资2700多元，而北京平谷同样的科级干部每月工资为4000多元，大家干的活差不多甚至河北这边基层工作更难做一些，生活用品价格更高一些，可收入的差距就实实在在地摆在那里。他说，2013年，全乡人均年收入4400多元，实际上前干涧、水塔、龙门三个村人均收入也就1900多元。

　　乡长贾国告诉记者，陡子峪乡有4个村在乡政府附近，而去水厂、龙门和前干涧三个村则需要走很长的盘山路，水厂、龙门两个村连电话区号都和北京一样，但村民生活很苦，他们都骂长城，同在一个大沟，长城两边差别太大了。

　　三界碑下有两个村庄挨着，都叫前干涧，一个属于陡子峪乡，而另一个则属于天津下营镇。记者一行驱车1个多小时抵达天津的前干涧村，又看到了另一番景象。

　　前干涧村委会主任张雪松告诉记者，全村共162户，500口人，2013年实际人均收入也就6000到7000元，28户农家院，其余130多户都主要靠务农打工。

　　据他介绍，天津村干部工资标准为每人每年9000元，但每村标准为4人。“有时忙不过来还需要雇会计什么的，工资都从总账里走，我去年拿到手共6300元。”他说，农家院在村里不断兴起，规模好的一年能挣20万左右，差点的一年几万元。

　　虽然与河北省相比，天津前干涧的村民收入相对较高，但从三地农村职业护林员的收入看，京津冀三地居民的确分属于不同的层次。北京将军关村有山场护林员、防火员几十个，每人每年能拿五六千元;天津前干涧村有4个护林员，夏季防汛一个月200多元，冬季防火一个月1000元，一年四五千元;河北沥水沟村护林员只有1个，年薪不到4000元。

　　虹吸效应下资源流向北京

　　2005年，亚洲开发银行资助的一份调查报告首次提出“环京津贫困带”的概念：在国际大都市北京和天津周围，环绕着河北的3798个贫困村、32个贫困县，年均收入不足625元的272.6万贫困人口，如果以150公里的直线距离计算，与北京接壤的河北省张家口、承德、保定三市就有25个国家级和省级贫困县。

　　三界碑坐落在古长城的烽火台之上，虽然古代在此修筑长城是为了巩固边防，但在相当长一段历史时期内，三界碑附近并没有行政区划而是同属一家。在1928年前的清朝及民国年间，现今北京郊县、河北、天津等地同属于“直隶”，即便后来分成河北省及天津、北京两个直辖市之后，三界碑附近的平谷、蓟县也都曾隶属河北省。1958年，河北省所属怀柔、密云、平谷、延庆4县划入北京市;1973年，河北省蓟县、宝坻、武清、静海、宁河5个县划归天津。从那以后，平谷、蓟县、承德才分属于三个不同省市，在不同马力的发展引擎带动下，三界碑附近的三地居民生活逐渐进入三个不同的世界，与生活差距拉大相伴的是“京津冀一体化”一轮又一轮的推进。

　　早在上世纪80年代初，包括北京、保定、张家口等地的环京津经济协作区和囊括京、津、冀、晋、内蒙古五省市(区)的华北地区经济技术协作区相继成立;1982年的《北京市建设总体规划方案》首次提出了“首都圈”的概念;1986年，由京津领衔的环渤海经济区成立;90年代以来，冀京、冀津之间高层次互访不断，就全面开展经济技术合作达成共识;2000年至2002年，著名城乡规划专家吴良镛教授领衔，百位科学家共同完成了“京津冀城乡空间发展规划研究”课题;2004年，国家发改委召开了首次京津冀规划座谈会，正式启动京津冀都市圈区域规划编制，规划以5年(2006-2010)为基本规划期，纳入京津冀三地“十一五”规划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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