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公务员面试热点：别让“租人软件”成为“卖淫者”的平台

　　面试热点相关背景

　　针对时下网上时兴的“租人软件”，记者暗访发现，一些网上“租人”平台游走在社交媒体和非法性交易平台的灰色地带。记者在“闪电租人” 和“来租我吧”两个出租平台接触的10位女性出租者中，有4位愿意高价格提供性交易服务，要价在每天2000-3000元不等。(澎湃新闻 4月27日)

　　面试热点独家解析

　　@新京报周铭川：很多租人平台为了吸引、争夺用户，都会主动使用那些诱惑撩人的带有强烈性暗示的词语，比如“快来租我”上发布的一则信息，标题就叫“S身材你值得拥有”，该平台还提供“叫床”服务，许多美女图像都PS得性感妖魅。因此，一般来讲，租人平台对其平台可能被卖淫者、嫖娼者用来发布相关信息，或许存在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现象。如果租人平台明知用户可能在其平台明示或暗示发布卖淫嫖娼信息，且明知用户在线下可能从事卖淫嫖娼交易，仍允许潜在的卖淫者、嫖娼者使用其平台，这在刑法理论上，接近于利用互联网发布违法信息的帮助犯。如果帮助者主观上对对方的犯罪意图有所认识，并且希望或者放任对方实施犯罪，客观上为对方实施犯罪提供了某种帮助，就可构成帮助犯。网络不是法外之地，利用互联网实施违法犯罪活动的，应受到相应惩处，而有意为这些违法犯罪活动提供便利平台的，恐怕也不该逍遥法外。

　　@人民网蒋萌：网上不少相亲、交友、约人平台，存在大量色情、卖淫、约炮信息。淫秽与龌龊也搭上了“互联网+”的东风，说明“中性”的科技可以被善用，也可能被恶用。本质上，这是人性中放荡、滥情、丑陋的外溢，网络以及手机APP则给肉体交易与出轨偷腥提供了匿名的、便捷的渠道。有人宣称，这是“有需求就有市场”。言下之意，色情也是一种“合理需求”，暗讽的是扫黄与打击卖淫嫖娼。这样的论调的出现，未必代表着思想“解放与进步”，反倒暴露出道德滑坡与倒退。一夜情也好，婚外性伴侣也罢，还有“买春”，固然满足了“正常的”生理欲望，但对婚姻的背叛、高危性行为的严重隐患、性交易背后潜藏的黑恶势力等问题也是明摆着。事实上，艾滋病的传播恰恰与西方国家的某些人曾经标榜的性自由、性解放密不可分。前些天女子在和颐酒店遇袭，更引出了卖淫团伙抢地盘的潜规则。面对一系列问题，倘若管理者不出手，岂非不作为?

　　@燕赵晚报张贵峰：时下这种“租人”交易，无论在道德还是法律方面，都处于一种暧昧的灰色地带，会滋生很大的道德和法律双重风险。如何有效避免道德和法律风险?必须厘清并严守与“租人”网上交易相关的道德和法律界限。而要确保做到这一点，需要“交易参与者、软件平台、政府监管部门”三方的共同参与努力。其一，那些参与“租人”的网友，必须遵守这种交易的道德和法律界限，绝不参与那些包含性服务、涉嫌违法的“租人”交易。其二，“租人软件”平台需恪守相关道德尤其法律界限。比如，对于交易内容的合法性真实性，软件平台须严格依法履行相关审查、“把关”责任，依据国家工商总局《网络交易管理办法》，“网上交易的商品或者服务应当符合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法律、法规禁止交易的商品或者服务，经营者不得在网上进行交易”。

　　最后，政府监管部门的参也不可或缺，一方面，对于“租人”交易及其平台出现的各种污染网络空间乃至涉嫌违法的交易，监管部门应依法及时介入查处、纠正;另一方面，对于在监管“租人”交易这一新鲜事物方面可能存在的法律漏洞，监管部门也要积极推动相关立法的进一步健全完善，尽可能在法治源头上确保“租人平台”不至于沦为藏污纳垢的网络空间。

　　@长江日报苑广阔：在各类“租人软件”，除了有人租赁陌生人的时间来帮自己修电脑，来陪自己购物、吃饭、喝咖啡、看电影之外，还有很多人则完全是挂羊头卖狗肉，打着“租人”的幌子干那些见不得人的勾当。也就是说，所谓的“租人”，实际上就成了一种“卖身”，而这些“租人软件”客观上充当了一种“拉皮条”的角色，成了双方实现非法交易的一种渠道和平台，很显然，这是社会道德与国家法律所不允许的。当年东莞“扫黄打非”的时候，有人戏称色情业首先实现了“互联网+”，“失足女”都转移到了微信上去招揽生意。但是现在看来，这些五花八门的“租人软件”平台的出现，让“互联网+色情”变得更直接、更赤裸。

　　仅仅呼吁“租人软件”的使用者守法守德、洁身自好显然是远远不够的。作为一种新的业态方式，政府监管部门一定要让自己的监管视线延伸到这些新的业态形式。不管是对于软件的开发和管理者，还是对于用户，都要纳入监管范畴，鼓励正常的社交和业务，对于违反国家法律，违背社会道德的行为，则要严厉打击、严惩不贷，以避免“租人软件”成为乌烟瘴气之地，藏污纳垢之所。

　　解析：近几年，各种APP等租人平台，如雨后春笋般涌现，类似“闪电租人”这样的平台，正游走在社交媒体和非法性交易平台的灰色地带。

　　如果说“租人”仅限于“陪聊天、看电影、吃饭”，虽然这种方式有些“另类”，但作为新型的网络化生活方式，一定程度上契合和满足了一些年轻人的网络社交需求。从法治角度，它属于一种“公民权利自由自治”范畴内的个人行为。但是，如果以“租人”为幌子而提供性交易服务，那就是明显逾越了法律界限。

　　可以说，这种“租人软件”让“互联网+色情”变得更直接、更赤裸，假如当前不出手加以引导和管理，不仅交易双方涉嫌卖淫嫖娼，而且相关租人软件平台可能涉嫌“为他人卖淫提供场所”，从而都会受到法律和道德的双重制裁。因此，当务之急，是厘清这类软件的性质，若仍认为它对社会有益，则应制订好相关规则，并将其纳入监管视野，不能再任由它继续向坏的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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