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村官申论热点：实施环保新法还需补齐执法短板

　　在环保部日前召开的新《环保法》实施进展情况的通气会上，环保部副部长潘岳介绍，新《环保法》自今年1月生效以来，两个月内共有15个案件实施了“按日计罚”制度，罚款数额达723万元，个案最高罚款数额达到190万元。此外，最高法院在全国18个省设立了382个环保法庭、合议庭或巡回法庭。(3月2日《新京报》)

　　近年来不断席卷全国多个大中城市的雾霾天气、多地曝出的饮用水安全等问题，一次次将对其直接负责的环保部门推上了舆论的风口浪尖。而回望最近十年来，发生在环保领域的重大公共安全事件就有2006年的甘肃徽县铅污染、2007年的太湖蓝藻爆发、2010年的紫金矿业污染、2011年的渤海湾原油泄漏、2012年的广西龙江镉污染、2013年的山东地下水污染……怵目惊心却又频频上演的环境污染，已令环保部门陷入“千夫所指”的尴尬;治污不力大有赶超住房、医疗、教育“三座大山”之势，成为民怨最集中的问题。

　　尽管如此，今年来号称“世上最严”的新《环保法》正式生效，春节伊始又正值环保部换帅、陈吉宁履新，民众对于环保部门能否“新年新气象”依然抱有期待。可喜的是，从环保部前两月交出的治污答卷来看，伴随环境执法力度得到空前加强，新《环保法》在惩办、遏止环境污染乱象方面的威力已初步显现。除了逾700万元的罚款外，全国实施查封、扣押案共136件，实施限产、停产案共122件，移送行政拘留共107起。

　　另一方面，正如潘岳强调，新《环保法》执行开局良好，但目前的成绩还远远不够。时至今日，不但往昔山明水秀的美丽中国正渐行渐远，一些地方的生态环境已经濒临崩溃，大气、土壤、水资源全线失守，以至出现了令人闻之色变的“癌症村”。究其原因，正是长期以来环保领域有法不依、执法偏软，大量环保法律法规形同虚设而导致的历史欠账太多。

　　必须看到，环保领域长期以来的法纪废弛、一些地方环保部门的尸位素餐，还有着更深层次的现实背景和盘根错节的利益土壤。一方面，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所取得的发展成果，很大部分均是以消耗自然资源、破坏自然环境为代价取得的，并逐渐形成了对于“粗放型、高能耗、重污染”增长模式的路径依赖。此外，唯GDP至上、以招商引资论英雄的片面政绩观长期大行其道，一些环境污染大户也因为是当地的纳税大户、明星企业，或者头顶央企、外企的光环，往往能够得到地方政府的庇护。更有甚者，一些环保部门更将放任排污作为谋取私利的交换筹码，凭借项目审批权或明或暗收受企业贿赂。

　　新《环保法》出鞘以来初露锋芒，无疑令那些昔日的排污大户、以及排污产业链上的既得利益者如芒在背。耐人寻味的是，当前种种针对新法的不和谐杂音中，相当一部分反对和质疑竟然是出自环保系统内部，比如抱怨“新法过于严格而违法者众多，致使新法难以真正落实到位”等。如果违法普遍的现实能够成为法不责众的理由，那么中国的法制建设、社会的法治信仰还从何谈起?这样荒诞可笑的说辞出自地方环保部门，绝非单纯的误解或者模糊认识，本质上都是“假痴不癫”，企图借此试探新法执行的力度和漏洞，从而为自身长期以来的渎职不作为开脱，为继续纵容庇护排污、玩弄“重拿轻放”的伎俩投石问路。“两高”环境犯罪司法解释出台至今，仍有八九个环境违法猖獗的省区却没有查处一起环境犯罪案件，其中蹊跷不言自明。

　　说到底，“治乱世当用重典”的同时，更需警惕被歪嘴和尚念错了经。除了“揣着明白装糊涂”的把戏，还须提防“按日计罚”的高额重罚措施在执行中走样异化为“以罚代管”，甚至沦为一些地方政府创收敛财的手段。正如潘岳所强调，提高环境违法成本，不能仅仅依靠“按日计罚”，还应重视依法强制执行、申请法院强制执行、依据新法移送公安拘留等，对环保违法行为打出一套组合拳。

　　新《环保法》的背后凝聚的是党心民意，是对“牺牲环境换增长”发展模式的彻底扬弃，是中国在“新常态”下平衡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制度支撑，其实施效果更直接关系到中华民族的长远发展和兴衰存亡。对于全国各级环保部门而言，任何悲观、畏难、怠惰的态度都是耻辱，任何放任、回避、慵懒的行为都是失职;新法推行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唯有统一认识、铁腕问责、阳光执法，才能还子孙后代一片碧水蓝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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